一.引言 
　　 陈忠实的《白鹿原》作为优秀的长篇小说，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纵观目前研究现状，主要集中在研究其主题、人物、语言以及意象方面。就其意象方面，学者或是研究书中意蕴丰富的白鹿意象或是研究种类丰富的空间意象，然而针对其中祠堂意象的研究仍不够深入。 
　　 《白鹿原》中祠堂意象出现175次，[1]9并且其每次出现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可见作者是有意凸显祠堂该意象的。因此本文拟以祠堂意象为切入点，分别比较祠堂意象在书中不同时期的功能及命运变化，探讨该意象与历史发展和儒家文化的联系，分析其所含文化意蕴。 
　　 二.《白鹿原》中祠堂的功能演变 
　　 （一）前期——祖先崇拜载体 
　　 中国的祠堂兴起于汉代，而后随着历史演变形成源远流长的祠堂文化，书中写道：“祠堂和村庄的历史一样悠久”[2]61，作者在首次提及祠堂便将其与历史发展相关联。祠堂源于祭祀祖先，书中“白鹿两姓合祭一个祠堂的规矩”[2]62，使祠堂成为维系白、鹿两姓族人亲缘关系的纽带，可见祠堂最初在白鹿村是作为承载祭祀功能的祖先崇拜产物出现在文本之中的。 
　　 （二）后期——儒家文化代表 
　　 由朴素的祖先崇拜引申至藉由血缘关系维系宗族内部的团结统一，[3]30祠堂便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运行机制。这种凭借血缘联系而成的家庭伦理成为儒家文化的起点，[4]158在与其融合过程中展现出更为丰富的功能，白鹿村形成以家族祠堂为中心的半封闭宗法系统，[5]29这也体现在文本之中。 
　　 1.教育场所 
　　 书中白嘉轩起初翻修祠堂的目的就是让家族中的适龄儿童就近入学，朱先生也给予极高的评价：“兴办学堂才是万代子孙的大事”[2]66，其认为祠堂的教化功能远大于祭祀功能，开设学堂不仅是为孩子读书识字，更是为使儒家文化从小在他们心中扎根，来学堂教书的徐秀才便在开学仪式上说：“我到白鹿村来只想教好……‘仁义’俩字”[2]67。白嘉轩的举动启迪了朱先生，因此他制定出符合儒家价值观的《乡约》来让族中的成人诵记，祠堂的教化功能得以辐射全族，耳濡目染下“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2]94，儒家文化熏陶下的白鹿村变成了世外桃源。 
　　 2.惩罚场所 
　　 想要达到族人自觉恪守《乡约》的理想目标，光靠背诵是不行的，必得宽严相济、软硬兼施，因此白嘉轩根据《乡约》制定了罚跪、罚款、罚粮、抽鞭子、打板子等不同程度的刑罚。第一次刑罚是针对白兴儿等赌徒和两个吸食鸦片而倾家荡产的烟鬼，白嘉轩作为冷酷无情的审判者，让他们嘴上有毛病的治嘴，手上有毛病的治手，将赌徒的双手用刺刷抽打后放入滚沸的水中烫熟，烟鬼则被迫吞屎，第一次惩罚便如此残忍，震慑族人之深不言而喻。第二次刑罚是针对被认为是淫乱男女的白狗蛋和田小娥，二人皆被刺刷打得皮开肉绽，白狗蛋甚至最终伤口溃烂、高烧而死，这次处罚还破例让族中的妇女前去观看，目的就在于让她们恪守族规，洁身自好。第三次是针对被田小娥引诱做下丑事的白孝文，白嘉轩作为书中儒家文化的化身，其一直视白孝文为未来的族长接班人，受到严重羞辱的他下手自然更加狠心，之后还将其逐出家门。白嘉轩作为严格贯彻《乡约》的执法者，令人深切感受到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及其制度的权力和威严。 
　　 3.议事场所 
　　 祖先崇拜心理促进后人神化列祖列宗，赋予其主宰一切实务的权力，因此白嘉轩才会敲着大锣，走遍村子各处，召集族人前往祠堂商议修补村庄围墻以防白狼之事;田小娥死后，瘟疫肆虐，其附身鹿三要求为她立庙塑身，族人哀求后白嘉轩坚持说：“这是本族本村的大事，该搁到祠堂去议”[2]472。不仅族里人如此，连外族人也这么做，军阀杨排长利用武力逼迫白嘉轩召集全族人到祠堂听其通知征收粮食一事。 
　　 4.祭祀場所 
　　 最初的祭祀功能并没有消失殆尽，反而得到强化，只是由单纯的铭记先祖成为后代子孙铭记来处的精神依归，从而实现其以儒家文化为准规范自我的行为举止的意义。书中记载每到清明，全族都会在上坟烧纸后聚集到祠堂祭奠祖宗。全族只承认和接纳被允许到祠堂磕头祭祖的新媳妇成为族人，因此黑娃急于让非清白之身的田小娥在未被族人发现真实身份前早日进入祠堂祭拜祖宗，得到族里的合法身份。此外，白孝文和鹿兆鹏二人也都被要求在完婚后到祠堂拜祭，鹿兆鹏不愿意去祠堂承认这段婚姻，鹿子霖担心受到族人非议和指责，迫不得已用三个耳光强制儿子完成了这个仪式。 
　　 三.《白鹿原》中祠堂的命运流变 
　　 （一）前期——翻修 
　　 祠堂年久失修，白嘉轩上任打算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新祠堂，鹿泰恒也说：“早都该翻修了”[2]64。在新族长的带领下，白、鹿两家起头，联合族人一起修葺祠堂。白、鹿两家商定，族人可根据自家的经济状况随意捐赠，“实在拿不出来一升一文的人家也不责怪”[2]65，剩余修缮祠堂所需的银款由白、鹿两家承担，充分体现符合儒家思想的“仁义白鹿村”的精神，白嘉轩负责后勤，鹿子霖负责施工，白鹿村“洋溢着一种友好和谐欢乐的气氛”[2]65。翻新祠堂暗示巩固和加强儒家文化的影响，因此其凝聚和规范宗族的作用不止于修葺祠堂一时，而后遭遇白狼威胁，族人便自发捐钱出力;伴随着《乡约》问世，村上违法乱纪、伤风败俗之事消失，族人们都变得知书达理，作者在这里也肯定了传统儒家思想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郭沫若早期的与浪漫主义共生的那种象征主义，为其“自我表现”和“自然流露”提供了诗意的支撑。在这里，主体情感借助外在物象和情境呈现着自身，这种主客体的统一，使激情的宜泄得到了诗意的升华，因而这些诗都具有所谓的“具体性”，又由于主体的介入而有了某种超越性，给郭沫若的“自我表现”以形体，使其避免了一泻无余。郭沫若的诗就吻合了“五四”时代“狂飙突进”的个性解放精神，保持了诗人奔腾不息的个人风格，又不失诗的境界与意趣。这种借助“融会贯通”而产生的象征意蕴，在《女神》之后的创作中发挥着浪漫雄浑的热情和撼人的艺术光泽，却又在自然的冲淡中保持了郭沫若那种淋漓的元气和独特的诗意。 
　　 闻一多说：“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7]，卞之琳在《新诗与西方诗》中也说，郭诗出现以后，“新诗才真像新诗”。事实上，郭沫若的诗歌是以浪漫主义为主色调的，而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则是其诗歌的精义所在;他在把象征主义纳入了浪漫主义的总体框架中，创造了被称作“女神体”的真正的自由体新诗，充分显示了五四“诗体大解放”的实绩。《女神》的问世，把旧诗词的限制一扫而光，把一切羁绊统统推倒了，中国诗歌从这里真正得到了解放，为青春的热情寻找恰当的语言和形式，创造出了完全合于自己诗歌内容的崭新的多姿多彩的新形式。连郭沫若自己都说：“我所著的一些东西，只不过尽我一时的冲动，随便地乱跳乱舞罢了。”[8]然而正是这种乱跳乱舞的诗，很好地倾泻出五四时期人们胸中那“大波大浪的洪涛”，完美地反映了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精神。 
　　 《女神》以自己的思想情绪支配诗行，以情绪的旋律表现诗的旋律。郭沫若不愿局限于一个格局，而是徘徊翱翔在所有叙述性、抒情性、戏剧性的形式之间，来回于散文与诗歌风格之间。突破了那风格之一律的旧原则，诗人以“破坏一切，创造一切”的力量和气魄去推倒一切旧形式，重建一种新形式，这种新形式再也不是一种束缚人们手脚的镣铐，而是自如地抒写自己的激情和想象的自由的形式。从郭沫若开始，新诗不再存在固定的格律规范，诗中的激流随着内在情绪的节奏而起伏;读者的注意力不再集中于对音韵形式美的品味和感知，而主要是以联想的方式投入情绪的体验，从而获得美的享受。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实践了他的自由理论，即“艺术的自由”的审美观念，这种观念要求每个诗人都成为他自己，冲出狭小的空间，走进广阔的艺术天地，而实际是唤起每个诗人的艺术的觉醒。 
　　 因此，郭沫若黄钟大吕般的高亢歌声，无疑是表现自我、象征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逐步嬗变。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潮借助郭沫若的《女神》，闪现出强烈而短暂的美学光辉，而郭沫若的文学地位也借助浪漫主义得以奠定。我们看到，五四诗歌革命只有到了《女神》才“异军突起”，才充分显出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的威力，新诗阵地才有了主将。《女神》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恢宏的诗歌创造才能，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为中国新诗开多拓了主体精神的新天地。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427 
　　 [2]郭沫若.生命的文学[J].学灯，1990（2） 
　　 [3]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4]郭沫若.郭沫若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607. 
　　 [5]理查德·谢帕德.德国表现主义-现代主义[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249 
　　 [6]刘增杰.云起云飞[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311 
　　 [7]闻一多.女神之时代精神[N].创造周報，1923-06-03（4） 
　　 [8]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3. 
　　 （作者介绍：王秀芹，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从事现当代文学，影视传媒，广告研究）

出处：文学教育  作者：王秀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