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后庆
2013年12月初，2012年PISA成绩公布，这次上海再次夺冠让我们对转型中的基础教育进行了深度审视和反思。
一、上海参加PISA的三个目的已基本达到
上海为什么要参加PISA?我们当初就确定了三方面的基本目的。
一是上海基础教育的质量、课程改革成效如何既在全国的坐标中加以比较，又在全球的参照系中加以审视。两次测试的结果和所呈现的优势与不足，让我们对上海基础教育水平在全球中所处的位置基本有底了。
二是学习先进的评价理念以及评价技术。两次测试确实让我们了解了世界先进的评价理念、方法和一整套的评价技术，也让我们学习了如何从数据的挖掘中获得有益于我们检视教育水平的理念、技术、方法，并且提高了解读能力，这对上海基础教育改革评价是很有裨益的。
三是借鉴PISA的数据和实证研究，不断增强教育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当前上海处于基础教育内涵发展的深水区，任何一种仅凭经验来做的决定都不一定是科学的。如何让一所城市的教育发展更加体现公平与质量兼得的效果?如何从数据和实证中获取教育政策的优势和不足，并有针对性地发展自身优势，调整政策，改进不足?这些都对我们重新审视教育政策并科学地作出进一步发展的顶层设计带来了益处。
二、对基础教育内涵发展阶段长期性、艰巨性和效果缓见性要有更加充分的准备
两次PIsA测试结果没有显著的差异，这说明了什么?
两次测试结果基本走向和发展趋势比较一致，说明一个地区学业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这个地区长期积淀的教育发展水平，包括这个地区的教育制度、教育文化对学生水平的影响。今天，我们用两次PISA测试的结果，印证了上海长期以来稳定的教育政策对这座城市中学习的学生所产生的影响是积极并持续有效的。
一个地区的教育政策取向的稳定性和长期性一定会对这个地区的教育产生持续的影响，因此，短时期内通常不会在学业水平上发生上下起落很大的情况。
当然两次PISA测试结果没有显著差异不等于说这三年我们的教育没有改变。恰恰相反，这三年中，我们重新审视了上海义务教育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中走均衡优质发展之路的新内涵；我们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好学校：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课程改革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更富勇气地挑战着最难攻克的评价难题。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们推出了许多重大改革措施，但教育是需要积淀的，重大改革措施由点及面、从单向改革向综合改革的效益产生都需要时间和过程的考验。更何况教育改革是需要全市十多万教师共同来努力实施的，从改变教师的理念，到逐步影响教学方式，再到逐步提升教育境界都需要时间和长期艰巨的过程。
2009年以来推出的重要改革举措也许会在今后很长时间里逐步显现出效果。教育的改变是持续的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不仅涉及十多万教师，还影响着上百万学生和家长。任何教育政策的改变，又往往需要重新调整教育制度，重新塑造教育文化，它所反映出的效果往往有缓见性，因此，需要我们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持续不断的努力，坚持遵循教育规律而来不得半点急功近利。
三、内涵发展阶段的一系列改革行动需要内在价值重塑
鉴于PISA信息，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中，从上海老百姓对教育需求的发现中，从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经验的分析与提取中，我们在这三年中进一步明确了上海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目标与新方向、新措施与新的改革突破项目。
上海基础教育发展的核心目标必须聚焦：更加关注学生和学习经历，更加关注教师和改革自觉，更加关注学校和教育全过程，通过不断推进课程改革，优化教学，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让家长和社会从学生的健康成长中，看到实实在在的教育进步，得到实实在在的教育利益。
回望这些年上海在内涵发展阶段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行动，我们感到必须对这些改革进行内在价值重塑。
1．要充分认识到课程改革是教育战略选择的引擎
对于这两次上海的PISA测试结果，国外教育专家和官员都会问同一个问题：上海的“秘密”在哪里?我想，这个“秘密”在于长期不断深化的课程改革。
1988年开始，上海进行了两轮课程改革，这两轮课改对于今天学生学业水平提升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今天上海的课程已经不再是学科知识的综合，而是学生在学校的全部生活，它是学科、学生、学习、社会的有机整合。学生的生活经历、个人知识、直接经验正在成为课程开发的基础和依据，其核心就在于改变学习方式，以学习者为中心，让教育教学产生结构性变革。
从小学阶段起步，我们开展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与评价，全面推出一周半天的快乐活动日；以项目为抓手，我们启动了校长课程领导力三年行动计划，从课程规划、实施、管理、评价四个环节加强专业指导和支持。在深化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把“立德树人”作为浸润在课程实施全过程的教育境界；把“基于标准”作为提高教学质量、落实减负增效和统整教学时空的重要基础；把“丰富经历”作为体现育人为本、落实素质教育和尊重学生天性的重要手段，使得“学生、课程、教学、效益”的意识根植于每一所学校。
在基础教育的各个学段，我们已经开展并正在深化教学有效性的探索与研究。其中，我们把有效性的焦点指向于学生的作业。我们深知，减负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且在教育内部的确有许多可以改进的空间，很多的负担问题也的确是“教学不得法”造成的。尤其是教师在实施教学过程中对作业效度的轻视就是造成负担和教学低效的“致命伤”。从根据学生学习的实际状况精选有针对性的作业，到认真逐一批改这些作业，再到发现学生的认知差异实施个别辅导，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对课堂教学效果进行反馈——矫正——改进的循环。这个循环既能让教师清晰地了解学生现有的学习程度，又能为下一轮的教学找到扎实的新起点。作业如何设计与课程标准的达成有严密的逻辑联系，而作业的形式又与如何适应学科教学和学生心理的需要有关。因此，我们面向所有学段提出的教学有效性的目标，其重要手段就是改进作业。在历时两年的提升作业品质项目中，我们通过各种科学的调研方法，对作业的目标、难度、时间和科学性进行分析，同时还进行了作业设计的可视化技术路径研究，从作业目标到内容选择再到难度确定进行整体结构反思。
当然，建设满足师生需求的课程需要漫长的过程与系统的、整体的、持续的、不懈的探索与改革。既需要完善课程建设环节，还需要持续优化课程实施环节，重点突破课程评价环节；既需要政府指明改革方向，还需要学校以校为本针对学生差异有效突破；既需要整体的谨慎研究与设计，更需要采取化整为零、积小胜为大胜的策略，形成长远改进机制；既需要部分学校集中力量攻关实践问题，又需要将探索经验向面上学校辐射。
2．要充分认识到学校是教育改革发生的策源地
课程是学生在校的全部生活，学校是课程实施的基本单位。处在内涵发展深水区的上海基础教育，无论是深化课程改革还是整体提升教育品质，都需要让每一所学校鼓足变革的勇气，不断撬动课堂变革，深度审视学生喜欢的课程和适合每一个学生发展的教学方式。学校要把研究和了解学生作为核心能力，不断汲取新鲜经验，动态调适教学策略，寻找自身发展的最近发展区，改变“没有温度”的课程和“目中无人”的教学，同时实现源于学校内部生长的成长性。
我们把学校作为改革发生的主要策源地，改革方向由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引领，但学校改革的原动力应该来自学生，学生才是学校变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近年来，我们用政策导向“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成就每一位教师”。
两次PISA成绩中最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校际差异比较小，底部学校成绩高，这得益于面广量多的学校质量提升，得益于最普通学校的教师专业劳动。下移管理重心，激活每一所学校的活力是上海解决改革决策执行乏力的有效办法，为此，上海进行了“提升学校课程领导力的研究与实践”项目。事实证明，提升学校的课程领导力有助于学校找到课程改革中的问题和突破点，实现自主发展和创新转型。课程领导力的提升应该成为学校课程改革的常态，扎根于校园，根植于校长、教师，成长于课堂，使课程领导力真正成为学校发展的“软实力”、校长的“硬功夫”、教师的“真本领”，最终让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与此同时，只有在学校最前线的教育改革场域中，学校改进、教学研究和教师专业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交融与会聚，其中教师是学校具有成长性的关键因素。PISA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学校的质量不会超越其教师和校长的质量”，所有高表现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制定了提高教师队伍质量的政策，并确保将教师分配到他们能发挥出最大能量的学校和学生中去。而对于上海而言，以校为本的教研保障了学校教师的团队成长。让世界认可的以校为本的教研文化，在我看来就是在以校长正确的办学理念引领下，教师们发现并针对教育教学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和改进。这些问题是教育教学中的真问题，研究主体是教师，研究场所在学校，所有研究的成果又在学校教育教学中得以转化和应用，这样的过程不断循环往复，螺旋上升，形成了教研文化。这种在师生教学场景中的校本研修方式正在提升学校办学水平，正在成就我们的每一位教师。
我想，学校内生的以师生发展为动力的成长性，就是校长管理能力的提升，也是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成长，更是学生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这种成长性正在成为学校改进与发展的新模式。把学校作为改革发生的主要策源地，这同许多发达国家教育改革趋势相一致。
3．要充分认识到评价是教育改革与决策的重要依据
我们经常感觉到，简单的评价不科学，科学的评价太复杂。因此，评价一直是内涵发展中最硬的骨头。近几年来，我们在评价改革方面作出了很多努力，特别是在“绿色指标”的推进中花了很大工夫，已经初步构建了十个方面的学业质量绿色指标，当然这也是借鉴了包括PISA在内的许多世界先进评价技术和方法，又结合了上海实际情况而确立的，它也许不是评价改革的全部，也不可能是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但它却是针对现实问题而且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和解决现实问题的一个体系。
“绿色指标”既关注学生学业水平，又关注学生为学业水平所付出的各种代价；既衡量学生的认知能力水平，又衡量体质、品德和创新等能力，其中包括高阶思维品质；既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又兼顾教师、校长，甚至家庭对学生发展的影响。特别是我们强调通过解读和应用这些数据信息来全面客观分析教师和学校现状，并建立从教学到测试到分析到改进的循环过程，促进教师学会明智地运用数据来改进教学，实现有针对性的教学改进。
目前，“绿色指标”正在成为上海各区县提升区域教育专业领导力的重要抓手，帮助区县教育局通过数据发现优势、查找问题并调整区域教育政策；“绿色指标”正在成为教研员提升专业教学指导力的重要手段；“绿色指标”的实施更有助于建立以校为本的教育教学质量体系，犹如为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定期做“体检”。
以评价改革为突破，我们正在逐步走向基于证据的决策和研究范式。长期以来，一些改革听起来有效，但一旦被追问拿出学校发生根本性变革的过程、关键技术和有力证据时，往往就缺少有说服力的实证和数据，最后也只能倾向于将学生的学业成绩作为唯一证据。因此，上海正在筹建教育研究数据库，从各学科课程标准的数字化，到教材评价数据库，到课堂教学评价数据库，到学生学业质量的数据库等，并使它们相互关联，通过这些“大数据”的挖掘，来揭示教育的规律和存在的典型问题，以此来推动教育的持续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