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于记忆中的碎片

                   ——南洋六年中的教室更换及其它

66届高三（1）班  陶延东

1960年的夏天大暴雨不断。南洋中学门前的龙华路改造，拉直、拓宽成宽大的水泥路，变成现在的中山南二路。

这年夏天，我们考入了南洋中学。

入学后我被编在初一（5）班。班主任姓谢，谢济夏，教地理，是位信基督的和善老头。

初一两个学期换了两个教室。上学期的教室在教学区最东头图书馆的楼下，朝南。

几何老师是位戴眼镜的方脸帅哥。第一堂课他给我们介绍买什么样的几何用具（三角板、圆规、量角器）。我已经带来了一套用具。我这套用具是我姐姐用过的，很新，连原配的丝绒红盒子都还很新。老师把我这套展示给大家看，说这套很标准，很适合使用。下课时，老师指定我当课代表。

这一指定非同小可，激发了我学几何的兴趣，测验、考试几乎都是满分。其实当课代表没什么大事，擦擦黑板，收收作业。棘手的事情也有，就是有的同学没交作业要我与老师去通融通融，说是老师喜欢我，会听我的。我便到老师那里嬉皮笑脸一番，老师就通融了。

代数老师是位女的老教师，记得她是抽烟的。她也对我很好。我有不懂的题目时总到她的办公室请她教我。有时我在家碰到难题都会从东安新村赶到学校请教她。这样，代数也几乎每次都是满分。

初一下学期，初一（5）班调到了图书馆楼下朝北的教室。真冷啊！穿着胶鞋上课，不久脚上就长了冻疮。好在下学期是个从冬天逐渐走入夏天的过程，过不多久就不冷了。

下学期有了政治课，老师叫庄秋凤，是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大眼睛，很漂亮。我在收到南洋中学录取通知书的前几天，庄老师就通知我到学校排练话剧《英雄小八路》了，所以很早就认识了她。

她的板书字很大，我就一边听课一边学她的字。到现在我的字迹还有她的影子。喜欢一个老师，这个老师的一切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

初一下还有了生物课，老师是位戴无边眼镜的老教师。我常被他叫起来挨训，因为我不听讲，与同学放肆地聊天。现在只记得他课上的一句话：人经受着四季轮回，所以脸上有了皱纹。我想：没有夏季没有冬季该多好，人就永远活着了。

班主任谢济夏老师可真是一个和善的人。

他的脚刹式自行车是不锁的，我们中午常偷来在大操场练车。我就是这样学会骑车的。

车经常被我们摔坏，放学时看到他推着车到校外的修车摊去修理。他最多只是冲我们问一句：“自行车又被你们摔坏了？”除此再无其它责备。

秋天他病了，我们几个同学参观完虹口公园的菊花展就去建国路他家看望他。我的主意，买了盆黄菊花送去，还自作聪明地拴了根长长的白纸条：祝老师早日康复。第二天这事被老师们知道了，他们哭笑不得地批评我们：“老师病了，你们怎么能送菊花呢！”

啊，那时我才知道了菊花与不祥有文化联系！

他的女儿是音乐学院钢琴系的大学生，那天在谢老师家，他女儿弹琴，我唱了《黄河》：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我们初二了，教室从学校最东头换到最西头的大礼堂。

这个礼堂是早年间历届老学长们集资建造的，很气派，有几根高大的大理石柱子。

这礼堂分上下两层。楼下是一间间的房间，从两侧的楼梯可以上楼。楼上两侧各有一间房间和一个高大的木门。这两侧的大木门打开就是偌大的礼堂了。

进得礼堂，你能分清方位了。两个大木门分别在礼堂的东北角和西北角。礼堂的南头是舞台。东墙和西墙都是高大的窗户，礼堂很明亮。北墙上镶嵌了一块高一尺、宽小两尺的深色石板，上面记载着建造日期和大楼功能等，算是这幢建筑的铭牌吧。观众席里是宽大而厚实的长条木凳，每条木凳宽一尺有余，长有两三米。

我们的教室在楼下，是楼下西南角上的那一间。

班主任是语文老师钱凤翔。他的字也很好。他告诉我：字的间架结构要写得紧凑。这话我听进去了，写字又有了进步。这给我以后出黑板报写美术字打下了基础。

师大毕业生中分来了一位范老师——范思云，大帅哥，高个子，是教我们物理的。他是个热情的人。我参军后，从战友那里知道范老师是我的战友的亲戚。探家时，我跟着战友到范老师家去看望他。你猜他家的女主人是谁，哈哈，是我们班上的朱玉清同学！

那时，同一年级的学生年龄不是一般齐的，有年龄大个两三岁的。年龄大的、早熟的同学已经有了恋爱的意识。朱玉清就是年龄较大的。她早已完成了发育，长得高大、漂亮。

初二，我们班还增加了一位副班主任，她是团委书记侯慧芳老师，教我们俄语。她梳着两条及腰的长辫子，很漂亮。

侯老师当我们的副班主任一直到我们初中毕业。高中她就当我所在班级的正班主任了，一直到我高中毕业。所以，我和侯老师有着5年的师生情谊！

初中时我的俄语学得很好，单词倒背如流，无一遗漏，同学叫我活词典。

初三，我们班的教室换到了紧挨办公楼东墙的平房里。

班主任是教数学的，叫谢庭信。老教师，方脸，方眼镜，瘪嘴，宽宽的身材。他风格不一样，数学教得不错，大量练习，但较少泡在班级里。

毕业填志愿时，我喜欢住校，第一志愿填的是上海中学，谢老师坚决阻止，一定要我把南洋中学填在最前面。后来知道，学校的政策是成绩好的同学都要把本校填在第一志愿上。

语文老师是位老教师，洪亮的男低音，表达生动。他是深度近视眼，读书时他的脸几乎贴在书本上了，口水喷满了书页。他业余也有活儿，是给连环画写文字。我毕业时，他给我的毕业寄语是“满招损，谦受益”，这是叫我别再自高自大了。

我们班的政治老师叫王敏，老教师，端庄、素雅。巧了，她的儿子洪谟本高中时考进我们学校，和我同班，还曾同桌。我多次去过天平路洪谟本家，那是一个和谐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

还有位历史老师，上课没有一句废话，也没有表情，口齿清楚，像是在背诵有文字凭借的东西。最绝的是，他说完最后一句话，下课铃准响！太绝了！他还是全校的乒乓球高手，无人能敌。

初三时，侯老师怀孕了。侯老师坚持给我们上课，有一次在课上晕倒了，吓傻了全班同学。

高一了，我们终于进了红楼！

红楼分东楼和西楼两部分，中间是大楼梯。东楼略向南错开。我们的新班级在东楼的楼下，靠大楼梯的那一间。

那个中间的大楼梯与东西两端的小楼梯都是廊梯，很有些特色，电影《宝葫芦的秘密》在大楼梯上拍了好几场戏。

侯老师正经地当起了班主任，从第一天的点名我就感觉到了。那清晰的语音，那亲切的微笑，迷倒了全班同学。班集体的形成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我后来的教师生涯中我也当过班主任，在接受班主任工作时，我想：要当就要当侯老师那样的班主任！

语文老师是刚从师大毕业的高材生，他上课极具文学感染力。那朗读激情感人，那板书“力透纸背”，那阅读分析把大家带入了文学的殿堂！忘不了他的《才饮长沙水》，忘不了他的《纪念刘和珍君》……他叫范守纲，清秀的书生模样。他读中学就是在南洋中学，应该是我们的大师兄了。他读中学时就已经是位才子了，他毕业后，图书馆还留有他的作品。我发现过他写的话剧剧本《青春颂曲》，我拿来与学校话剧队排练演出了该剧。

高一开学不久，我们下乡劳动了。我是提前几天去打前站的，灰头土脸地去打扫住处。

我和炊事班的同学提前几天已经在商量第一顿饭能否准时开饭。反正我是做好后手准备了：万一第一顿饭发生问题，那就全班下馆子！哈哈哈！

高二在红楼的西楼楼下，三间教室的当中一间。

高三的教室也在西楼，但在楼上，是最西边的那一间，紧靠着广播室。

高三教语文的是陆泳德老师，他那宽阔的脑门充满了学问。当我考入部队文工团时，他设计了一堂吟诗课，赞扬我“投笔从戎”，希望我“铲尽黄沙绿尽洲”。

侯老师的办公室也在西楼楼上，是西楼的东头，对着大楼梯。我常被叫进去挨批评（那时叫谈心）。她那严肃、责备的表情至今依然清晰。

高中三年，我简直不像个学生，倒俨然像个社会活动家：体育课代表、民兵排长、校话剧队队长、校广播台台长、校足球队守门员、足球大型比赛裁判员，乖乖，身兼六职啊！其实我还有第七职：上海学生课余文工团团员。

难以想象，这哪还有精力潜心学习呀！但是这些，的的确确锻炼了我的组织能力、辅导能力、表达能力，这让我在以后的演员生涯和教师生涯中游刃有余！

母校要纪念120周年了，我的心也回到了在那里生活的每一年、每一个教室……半个世纪了，哦，太遥远了，发现记忆里留下的只是一些碎片似的东西。

也许应该清除碎片了？不，舍不得；即使舍得，也清除不了！

就让它沉淀在那里吧，因为那些同学情和师生情浓得化不开，无法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