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无大小皆称老 字有古今不应忘2022年9月8日，著名古文字书法家马静为上海市南洋中学校训书写书法作品并捐赠墨宝给位于上海西岸有建校126周年历史的上海南洋中学。是日，南洋中学党委书记、校长王圣春，党委副书记郑蓉，副校长李瑾等学校领导热情接待了马静女士，陪同到访的有王氏后人王立新先生。南洋中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王以权、校友会秘书长张维聪以及校友会办公室汪兴源、彭璐等一起参加了接待活动。在南洋中学自主楼710会议室，举行了简短正式的捐赠仪式。马静女士捐赠用甲金篆字体书写的“儉樸好學自主求實”和用甲骨文字体书写的“师无大小皆称老 字有古今不应忘”等书法作品给南洋中学校长王圣春，王校长回赠给马静《南洋中学名人题词碑刻集》、《毋忘风雨》等有关校史资料参考。而后，王圣春校长陪同马静女士参观了南洋中学博物馆、百年碑廊、先驱园等校园重要建筑和景点，在南洋中学校门原红楼雕塑、院士大厅等场景合影留念。王校长赞叹书法家马静高雅古朴，独具一格。马静感叹南洋中学积淀了悠久的历史文化。

缅怀 南洋中学校友 於崇文2022年6月12日,上海市南洋中学杰出校友(第三十九届校友)、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球化学动力学家、矿床地球化学家、中国地质大学教授於崇文，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於崇文，1924年2月15日生于上海，祖籍镇海大碶。澄衷中小学受启蒙教育，后考入上海南洋中学，1941年在南洋中学毕业。1950年在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毕业。他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地质学系，北京地质学院(武汉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还曾任地质矿产部科学技术高级顾问，国土资源部地质调查局顾问，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顾问，中国地质学会勘查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等。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中求学 奠定基础在南洋中学的三年高中，於崇文总结归纳为：奠定了广泛学术取向的基础，培养起自学成材的能力。在他的回忆中写道：高中阶段，我在南洋中学求学，接受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并重的坚实的中学基础教育。学校教师大多是南洋公学(即现在交通大学的前身)的老校友，都是爱校如家、有数十年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还有当时交通大学的教授兼职，除国文外，全部采用英语课本。国文课的内容、涵盖四书、五经、唐宋八大家和现代文学。英文课的内容包括文法、修辞学、英国文学、现代英语、会话、作文和中、英文互译(包括中国古文的英译)。由两位老师任教。英文文法采用Lattimer的English Grammar，并自学林语堂的《英文文法》。前者采用图解式教学法，对每一英语语句中的每一个词的作用逐字作文法剖析，使学者深入掌握英语的语法规律。后者侧重在与中文语言表达方式的对比、分析中理解并掌握英语语法规律。由此打下扎实的英文文法基础，使我终生受益匪浅。南洋中学的教学传统是以数、理、化为重点。高二用中学课本，高三用大学教材，均为英文。所采用的教材都是当时西方国家久经考验的著名教科书。2006年4月25日下午2时，时任南洋中学副校长李颖带领学校考察队赴京专程拜访了於崇文校友。在中国地质大学的“於崇文院士办公室”里，看到办公桌上是一份英文书稿，一支红笔，一副老花眼镜和一个放大镜，还有一部耗时八年心血编著的《地质系统的复杂性(上下册)》，这些足以透露出於老崇文的勤勉与追求。采访中他说：我的底子全是在南洋中学打下的，百年树人，功垂千秋。他对母校印象最深的是师资条件和校风非常好，课程方面的要求很严格，而且是科学技术和人文教育并重，基础打得非常扎实，给自己的事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2019年10月30日，南洋中学校友会京津冀分会主任赵起增将军、副主任周绍祺、秘书长杨积健一行代表南洋中学校友会和京津冀校友分会广大校友来到位于北京西北的地质大学宿舍楼拜访於崇文学长。於学长在南洋中学是在盐业大楼读高中，正处日寇侵华、太平洋战争爆发，学习生活动乱之际。他对南洋中学抱有深情厚意，在自己的简历中饱含深情地写道：“高中阶段，於崇文在上海的南洋中学求学，接受了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并重的坚实的中学基础教育。该校的教育传统以数、理、化、生等基础自然科学为重点，高二前用中学课本，高三用大学教材，均为英文版教科书。……总之，三年高中学习初步奠定了广泛的学术基础，培养了自学的能力”。当赵起增将军询问於学长有什么话要带给母校，於学长思考良久写下“敬祝母校南洋中学发扬优秀传统培养更多建国的良才，对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落款是“96岁校友於崇文上，2019.10.30”。地球化学 终生研究於崇文长期从事地球化学动力学和地质系统复杂性研究。先后开辟和发展了五个创新的学术领域——地质-地球化学中的多元分析、区域地球化学、成矿作用动力学、地质系统的复杂性以及成矿系统的复杂性，促进了地球科学从唯象科学向精确科学跨越。筹建了地球化学与地球化学探矿专业，培养了大批科研人才和技术骨干。为了发展我国的地质科学，於崇文跑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与石头打了半个世纪交道。早年他提出地质作用与时--空结构是地质现象的本质与核心的理论观点，并以耗散结构理论为基础建立新的地球化学理论体系与方法论，应用于区域地球化学和矿床地球化学研究，开辟了地球化学学科发展的新方向。他在我国率先研究成矿作用非线性动力学，揭示成矿作用的驱动力、进行的速率和机制及其时间演化和空间展布，开拓了矿床成因理论和成矿规律研究的新领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在国内较早地开设了“地球化学”课程，并主讲了“结晶学”、“矿物学”和“数学地质”等课程，为创建和发展我国的地球化学学科作出了重要贡献。七十年代，在地质科学中的多元统计分析方面，於崇文运用多元统计分析研究多组分、多因素地质－地球化学系统的数值和几何学特征，并用随机过程(马尔科夫过程)研究地质－成矿过程，用随机场理论(地质统计学)研究地质－地球化学场。编写出版了《数学地质的方法与应用——地质与化探工作中的多元分析》专著(1980)，为生产单位和高等学校培养了大量数学地质骨干和专门人才；对于我国地质科学由唯象科学向精确科学(从定性到定量，从确定性到概率性，从一元分析到多元分析，从观测描述到计算机模拟实验)的方向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於崇文性格开朗、工作执着，认定要做的事情一定要把它做好。文革十年期间，尽管遭受磨难，他还继续研究，跑图书馆，硬是记下了几十万字的笔记。八十年代，在区域地球化学方面，他运用非平衡、不可逆过程热力学研究成岩成矿过程，并以非线性、非平衡热力学中的耗散结构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一种“区域地球化学理论”进行“南岭地区区域地球化学”研究，并于1987年出版同名专著。该成果为阐明金属成矿学、历史地球化学和区域地球化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提供了新的启示，开拓了新的领域并展示了新的前景。在他形成的“地质作用与时空结构是一切地质现象的本质和核心”自然哲学理念的指导下，对地质系统与矿产资源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促进了地质学和矿床学由唯象科学向精确科学跨越。在成矿作用动力学方面，他提出了“广义地球化学动力学”的新定义，并在我国率先将其引入矿床成因和成矿规律研究，开创了“成矿作用动力学”新的学术方向，将矿床成因机制研究从静止封闭和定性的情态提升到动力学的开放、定量的领域和方向。在“六五”至“八五”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在我国南岭和扬子古陆周缘地区7个矿集区完成了国家的多项研究成果，出版了《云南个旧锡多金属成矿区内生成矿作用的动力学体系》(合著，1988)、《热液成矿作用动力学》(合著，1993)、《成矿作用动力学》(1998)三部专著和数十篇论文，为“成矿作用动力学”的新学术方向奠定了基础。九十年代初，於崇文提出了地质系统复杂性的命题，认为地质科学的基本问题是“地质系统的复杂性”，以其提出的自然哲学理念为立足点，根据复杂性科学中的自组织临界性和混沌边缘等理论提出了一种地质科学的复杂性理论——“地质作用的自组织临界过程动力学——地质系统在混沌边缘分形生长”和相应的方法论，对从重大基础地质问题中凝炼出的基础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剖析，出版了《地质系统的复杂性》(2003)专著。“固体地球系统的复杂性和自组织临界性”命题的提出，将对地球科学的研究产生重大影响。世纪之交，於崇文提出了成矿系统复杂性的命题，将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理论与矿床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相结合，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矿床在混沌边缘分形生长”的成矿系统复杂性理论，系统地研究成矿的发生、驱动力、动力学机制和时空结构与定位，用于多个地区多种矿床类型的成矿系统复杂性研究，取得了明显效果，将矿床学研究进一步从“动力学”上升到非线性科学和复杂性理论的层次。出版了《矿床在混沌边缘分形生长》专著(2006)，这是国内外以成矿作用为主题，系统研究和介绍非线性成矿学和成矿复杂性理论的第一部专著。於崇文和他的研究集体运用这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区域与深部地球动力学及成矿系统复杂性”研究，为发现新的矿产地和为危机矿山寻找后续资源而努力。於崇文治学严谨、知识广博、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创新，发表论文50余篇，专著7部，教材1部。培养研究生20多名。他的代表作有《南岭地区区域地球化学》、《云南个旧锡--多金属成矿内生成矿作用的动力学系》和《数学地质的方法与应用》等5部，研究成果获国家级和省、部级一、二等奖10项，1991年被授予我国地质科学最高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2013年11月，於崇文在一次报告会上说：“我们要从新的角度研究，走与前人不同的路。”“理论是重要的，但是必须有实践的检验。”於崇文与师生们交流了他从事科研工作几十年的心得体会，鼓励大家做科研时要勇于尝试和创新，不要惧怕困难和失败。他曾用16个字总结自己的学习工作历程：学习思考，锲而不舍；探索创新，攀登不息。於崇文毕生从事地球化学教学和研究，为我国地球化学专业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洋中学《校友通讯》主编 汪兴源)

同窗情深————上海南洋中学1967届高中(1)班纪念册发布时间：2021-12-15 19:14:28 发布人：汪兴源 信息来源：校友会 点击次数：394同窗情深2021年恰逢上海市南洋中学建校125周年，我班由海内外同学倡议，在班主任洪林珍、语文老师范守纲积极参与支持下，全班可联系到的41位同学和3位任课老师，除2位同学以外，全部参与了材料征集和人生寄语部分个人材料的编写。经过半年多的共同努力，在校庆之前印制成册，编辑《纪念册》是同窗情深的一份实录，也是献给母校生日的一份贺礼。2021年11月3日，全班师生在康健园茶社举行了《纪念册》发放仪式，大家拿到印制精美的纪念册，纷纷拍照留念。感到这是全班师生努力的结晶，体现了大家的力量。看到纪念册中许多珍贵的照片，激起了我们美好的回忆。人生寄语部分交流了我们的人生感悟，启迪我们要以积极的心态，珍惜当前的时机，健康快乐地过好每一天。洪林珍老师当场吟诗：“今日同饮庆功酒，但愿来日人长久。同窗情深深似海，纪念册中写春秋。”表达了大家的心愿。67届高中(1)班 杨向臣 2021年11月10日

(编者说明：南洋中学第65期《校友通讯》共20页，需要浏览PDF文件可以从附件中下载)

同窗情深2021年恰逢上海市南洋中学建校125周年，我班由海内外同学倡议，在班主任洪林珍、语文老师范守纲积极参与支持下，全班可联系到的41位同学和3位任课老师，除2位同学以外，全部参与了材料征集和人生寄语部分个人材料的编写。经过半年多的共同努力，在校庆之前印制成册，编辑《纪念册》是同窗情深的一份实录，也是献给母校生日的一份贺礼。2021年11月3日，全班师生在康健园茶社举行了《纪念册》发放仪式，大家拿到印制精美的纪念册，纷纷拍照留念。感到这是全班师生努力的结晶，体现了大家的力量。看到纪念册中许多珍贵的照片，激起了我们美好的回忆。人生寄语部分交流了我们的人生感悟，启迪我们要以积极的心态，珍惜当前的时机，健康快乐地过好每一天。洪林珍老师当场吟诗：“今日同饮庆功酒，但愿来日人长久。同窗情深深似海，纪念册中写春秋。”表达了大家的心愿。67届高中(1)班 杨向臣 2021年11月10日(请下载《同窗情深》南洋中学1967届高中(1)班纪念册.pdf文件收看清晰图片)

(朱凤驭，南洋中学1950届校友，中共南洋中学地下党支部成员)1947年我还只是一名汶林路南洋中学初中二部的学生，暑期中的一天,　我在国民党当局的教育局门口观看申请《申报》助学金办法的海报，认识了马振华，那时他已是沪新中学的高中生。我们谈起国事，深恶国民党的腐败与无能，谈起国家和青年人的前途，痛感渺茫。“酒逢知己千杯少”，我们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实际上他比我年长，懂得比我多得多，他经常给我讲国内和上海斗争形势，给我看各种传单、油印品、学生报，并由我向同学散发这类宣传材料，通过我他也认识了更多的南中同学。很快他发展我为联络员。他很爱护我，用今天的话说他真是我的老大哥，有一次他告诉我:“学生总会”是反动的三青团的外围组织，千万要提高警惕，“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学团联)”　则是我们自己的进步组织。又有一次，他非常严肃地告诉我说：“你千万不要到生活书店去！”，我问：“为什么？”，他说：“有人在钓鱼？”。我们同住徐家汇, 他经常到我家,　我也经常去他家里，我家经济十分困难，但他家比我家困难得多得多，他意志十分坚定，与家里不同政治态度的亲戚作坚决斗争，毫不留情。他实际上已是上海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学团联)”的联络员。1947年5月，全国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5月20日国民党在南京制造了“五·二〇”流血事件，5月23、24日上海全市大中学校总罢课，斗争达到最高潮，接着国民党进行疯狂反扑，在全市进行大逮捕、大开除。据《战斗到黎明》一书记载，全市60余名同学被捕, 更多的同学被迫暂时隐蔽或出走解放区、香港。此后,公开的斗争转入低潮, 工作转向校内, 做深入细致的发动工作。在上述形势下, 9月初马振华向我布置了开展义卖助学纪念章, 为贫寒同学筹措学费和文化用品及散发反饥饿反内战传单的活动。时间定在9月5日上午开始, 对活动地点也做了布置, 并告诉我们善钟路(现称常熟路)同济医学院内设有这次活动的上海学生助学联合会(助学联)的联络站, 有事可去那里联系。同学们都积极做准备工作, 约定第二天上午在林森路(现称淮海中路)善钟路一带活动, 当晚, 根据马的布置我还去了交大开会, 倒底在哪一栋楼, 现在已回忆不清了, 印象较深的是在某教学楼中最高层的一间教室, 灯光很暗, 人数不少, 只听主持会议人说, 材料已没有了, 南洋中学的到联络站去取等等。记得9月5日那天早晨, 正当我准备去上述地点集中时, 忽有同学回来急告我:“瞿云宝同学被捕, 被抓进善钟路警察局了! ”我一听便急骑自行车沿林森路由西往东, 经过善钟路口直至接近杜美路(现称东湖路)口处,后又折回进入善钟路, 又从善钟路折回进入林森路, 更有意经过善钟路警察局门口，却都不见我们任何同学, 我心中有了数。为了迅速报告组织及时进行营救, 我急骑车去汶林路接近谨记桥处瞿云宝家, 要他父母设法出面营救, 他家在二楼, 到他家后, 他父母非常镇静, 似乎已经知道瞿被捕了, 然后我又急与马振华联系。正当为瞿和其他被捕同学的安危万分焦急并想方设法作进一步营救时，被捕同学们在当天上午被释放了。 事情的经过原来是: 1947年9月5日上午, 瞿云宝、瞿云康、钱雪村、姚玲、张志华、沈世昌和陆慎成等八位(其中另一位姓名已记不清了)小同学在善钟路警察局一带义卖助学纪念章和开展宣传，当大家一面张贴一张名为《水涨船高》(其意是国民党打内战造成物价飞涨)的宣传画，一面向电车内散发传单时, 有一穿黄色军服, 军服上有双枪标志, 操北方口音的军官和一个穿中式短褂的中年人走了过来。该穿中式短褂的中年人问陆慎成还有没有传单，陆慎成给了他一张，他反过来一把抓住陆慎成指责说:“这是共产党宣传！”。瞿云宝上去同他们讲理, 那个穿军装的人大叫: “你也是共产党!”。说着, 就要把他们扭送到警察局。其他同学怕陆、瞿两人吃亏, 就高喊要抓一齐抓，进去大家都进去。小同学们到了警察局后，该两人即对警员宣称抓到一批小共产党, 要警察局处理。一个警察局的人员把八个小同学带进一间房间，里面只有一个中年人在办公，桌上有一三角形木块，上书“张某某”三字。张先问：“你们谁是负责人？”瞿云宝挺身而出首先应承，其他同学为保护瞿或也说自己是负责人或说我们没有负责人。张接着问你们小小年纪，为什么要参加这种活动。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说自己家庭如何困难，想通过义卖助学纪念章来筹措学费。有的同学还问先生也有孩子读书吧？你有职有业，薪水又高，你的孩子是不用担心交不起学费的。同学们一面机智地、针锋相对地和他辩论，一面反过来提出要他买助学纪念章，后在几位同学的软磨下，此人买了一枚助学纪念章。最后，他让同学们去另一办公室等着。这个办公室里有十来人办公，大家又进行了宣传并缠着这些人买助学纪念章，结果又有三、四人买了纪念章。最后，姓张的来叫这些同学到天井里去，有一个穿警服的瘦高个子来训话: “以后不要再参加这种活动了!”等等。 瞿等被捕后不久, 一位素不相识、自称名为王杰的女同志，她显然是助学联派来营救大家的 ,扮作瞿的表姐连同瞿的父母来到警察局, 却在警察局门口碰上了正释放出来的八位小同学, 大家高兴非凡，她和大家一起来到设在同济医学院内的助学联联络站, 站里的同志热情地慰问了八位小同学, 招待大家吃中饭(面包)。很快, 一篇长篇报导“八位小英雄舌战局长” 便出现在1947年9月18日地下学团联出版的《学生报》上。 “八位南中小英雄舌战警察局”的事迹距今已70多年了,当时大家只是十五、六、七岁的小孩子, 为了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他们，包括那位王杰女同志以及及时报信的同学，是何等的无私、勇敢、机灵和团结。今天, 大家都已进入老年, 有的已经仙逝, 我根据回忆及历次所写的“外调证言”形成的记载整理成这篇回忆来纪念母校建立党组织80周年, 以及对战友们的深切思念和怀念。 2021年7月25日

周文骞，上海市南洋中学杰出校友(第四十四届)。曾任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长期在浙江大学任教，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曾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次，先后主持完成国家及省级等科研课题近三十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任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浙江省经济学会、社会学会、体改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生产力研究会名誉常务理事等职。出版著作有《资本论》第三卷和社会主义经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参编)。淞沪抗战爆发后，日寇铁蹄下的南洋中学分崩离析，校舍被日军霸占，外文图书和物资被大肆掠夺，学校被迫停课，但学校终不忍看着学生废学，遂搬迁至盐业大楼和汶林路重新开学。上世纪40年代初在南洋中学求学的周文骞校友讲述他少年时代的难忘往事。难忘饥饿年代2020年8月，习近平主席对餐饮浪费行为做出重要指示。2021年4月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这说明我们餐饮浪费已经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必须由国家立法予以大力制止。1949年前，反动政府统治下，老百姓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度日艰难。1949后粮食产量长久没有过关，全国居民只能采用供给制发行粮票。改革开放后，粮食供应逐渐丰富起来，供给制取消，粮食市场开放。随之而来，却出现浪费粮食的不良现象。虽然党和国家三令五申提出“反对粮食浪费”，“厉行节约”的号召，但几起几落粮食消费中的浪费仍然未能解决，而且有愈演愈烈的势头。餐饮中摆阔的炫耀消费反映当前经济活动中浮夸的负面现象。同时居民消费中粮食浪费也触目惊心，机关、学校等食堂吃不完剩下的米饭、面条、包子填满泔水桶，外卖餐饮中整盒整盘的饭菜丢弃随处可见。我国粮食年年丰收，但并不充裕，仍然要有危机感。民以食为天，14亿人口的大国，粮食的供给是头等大事，经不起风吹草动。据有关报道，全国每年浪费的粮食达3500万吨，其中餐饮浪费约为1800万吨，相当于5000万人一年的口粮。追今抚昔，回忆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上海粮食供应，仍有历史意义。不知往日苦，哪知今日甜，我们要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寇已全面控制上海。居民粮食由汪精卫政权下的上海政府统一解决。供应采取配给制，按人口供应粮食，这就是所谓“户口米”。户口米供应并不满额，时多时少，时有时无。一个月有一半粮食购到已算不错。粮店里一旦有米面供应，店门口人山人海，甚至要排几天队才能买到。店门口排满了竹椅板凳，有人甚至连席子铺盖都带来了。店里按照排队先后发号码，居民再按照号码大小来排队购买。这就出现了黄牛党，排得好好的队伍经他们多次冲击搞得七零八落，最后排在最前面的却变为黄牛党。黄牛党拿着号码就向居民高价出售，一般要加价百分之二十或三十。所以当时居民凭户口买米事件苦差事，“轧口米”成为当时的流行语。有一次粮店供应的米中掺有砂石，这本来是经常现象，但这次是掺的石子是白石子，大小同米一样，真伪难分。居民买去后要花大力气把小石子挑出来，一个上午连一碗完整的米都挑不出来。于是出现了退米风潮，老百姓到粮店要求退米换米，粮店老板只能把大门关上，居民在店外大骂“米蛀虫！米蛀虫！”把店的排门板都敲破。粮店也有苦难言，因为这批粮食是由上头拨下来的。有的时候上海市郊区县也会有人卖“黑市米”，价钱往往要翻一倍，外来贩米者进市区要经过日本鬼子把守的关卡，搜出米来既要没收又要挨打，如果反抗就会被枪杀。所以贩黑市米的风险也挺大。起先贩米的妇女把米绑在肚子上，假装孕妇蒙混过关，时间一长鬼子兵已弄清奥妙，对妇女搜身更为严格。当时我正当少年，在南洋中学（汶林路分校）读初中一年级。开始时大多数学生自行带饭，学校食堂有一个大蒸笼，铝制盒饭放得层层叠叠。学生们的饭菜五花八门。我有时还带去半个杂粮黑面包，当时离家不远的霞飞路（现淮海中路）上的哈尔滨、老大昌，隔日会供应不要户口本的黑面包，这些面包掺的杂粮麸皮太多了，硬的不得了，打在脑袋上能起个包，只好放在蒸笼中去蒸。中午除这个面包并无其他配菜。后来学校开了食堂，吃饭不需粮本，同学纷纷介入，我也成为其中一员。当时在食堂就餐的学生将近二十桌。差不多占全校学生三分之二。一桌八个人，四菜一汤，两荤两素，饭尽吃饱。但菜质量很差，荤菜经常是臭带鱼、臭小黄鱼，偶然可以吃到炒肉丝，也是屈指可数的几根。学生年纪小，胃口却大，一般都要吃三碗饭，大家得出经验，盛饭要“一碗平，二碗浅，三碗满”，吃第二碗时不要太满，因为太满吃的时间长，盛第三碗时饭桶已空空如也。吃菜也有窍门，本来饭桌旁有长凳可以坐人，但大家都站着吃。因为当时年纪小手不够长，站着夹菜要快得多。吃菜时是一碗一碗先后吃，当一人夹第一筷，后续七双筷子就伸过来，一碗菜一扫而空。所以读中学几年养成了我吃饭飞快，不到五分钟就了事，而且我也习惯站着吃饭。我妻子经常要说我，“没有人跟你抢，慢慢吃”，但从小养成习惯了没法改。当时食堂放了几只泔水桶，等于白放，没有剩菜剩饭需要倒进去。早晨同学们大多是喝稀饭上学的，上午上过两节课后就饿了，饥肠辘辘，听课都没有心思，云里雾里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熬到中午进饭厅后，说是吃饭，不如说是“抢饭”，各个人都狼吞虎咽。晚上回家后的一餐一般是半菜半粮，黑面粉南瓜糊，红薯稀饭是经常的，有时候还要掺着米糠，因为处在时常饥饿的状态，同学们普遍营养不良，面黄肌瘦。天一冷，寒风一吹，耳朵手脚都长满冻疮，而且疾病抵抗力很差，不少同学得了肺结核，由于当时缺少特效药，长期不能治愈，只能退学。想想往昔时光，当今人民群众丰衣足食，真是十分可贵，要珍惜来之不易的成果，杜绝食物浪费，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不向侵略者低头淞沪战争后，日本军队霸占了上海大批土地，原址在大木桥的南洋中学也在其中，南洋中学有相当宽敞的校园和优美的环境，日本兵把它变为军营，学校只有被迫迁址。总部迁至盐业大楼，分部迁至汶林路（宛平路）。1942年暑期后，我就在那里读初中一年级，汶林路分校坐落在一栋四合院内，三层楼房子，三个年级共六个班，由于缺少活动场所，体育课也没有，课间休息只能在马路边上溜溜步，中午和下午放学后，男生中不少人就在马路上踢球。当时我们踢的是一种橡胶小皮球，拳头样大小，价格便宜，一、两块钱一个，可踢个把月左右。虽然汶林路比较偏僻，来往行人、车辆稀少。但终究是公共场所，老师再三告诫我们不要妨碍公共秩序。于是喜爱踢球的学生到处寻找新的场所。汶林路、衡山路交界处有一个小小的衡山公园，绿草如茵，条件很好，但公园的看守人要赶人。毕卡弟公寓房有一个大运动场是白俄人所有，用来打棒球，四周铁丝网围得严严实实，无法进入。汶林路当时属于法国租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公共租界、英租界统统被日本兵侵占，而法国的贝当政府是和德、日、意同盟国站在一起的，所以法租界暂时还没有日本兵。枫林桥是法租界同日占区的分界线。枫林桥现中山医院那一带都是农田，秋收后稻田、晒谷场到处可见，踢球非常方便。有一天一位同学借来一个小足球，这种球比正式赛场上的足球要小一号，但比我们经常玩的小洋皮球要大得多，七、八个同学在下午课后结伴前往枫林桥而去。枫林桥口子上，有一个日军岗亭，行人经过那里，必须向站岗的日本兵行鞠躬礼。那天我们经过时正好日本兵对带包裹的路人搜身，我们一群孩子一下子就溜过去了。在中山医院不远的地方找了一块晒谷场，把书包衣裳放成两堆作为球门，大家尽兴踢起小足球，直到夕阳西下方才收兵，大家兴高采烈得踏上回家之路。又遇到了枫林桥的关口，大家想用来的时候采用的方法溜过去。正当我们走过岗亭六、七步路之际，突然后面日本兵大声嚷嚷，用枪逼着我们退回，他摆开八字脚，握着步枪神气活现，我们只好向他鞠了一躬，总算过关。此时此刻大家心中充满着屈辱和愤怒，一方面感到作为中国人行走在中国的土地上却不自由，还要向侵略者低头。另一方面感到日本人宣传的“中日友好”，“中日亲善”都是骗人的假话，日本侵略者就是把中国人当做亡国的奴隶，大家心中充满激愤。也更明白只有把日本侵略者打败，赶出中国，我们才能自由奔跑翱翔。勇敢的奋起一击我初一班上有一位从徐家汇来的同桌，他家里是农民，姓姚。因为营养不良，大多数学生都是面带菜色，而他却是红光满面，身体健壮。开学不久，学校通知把原来每周十二节的英语课让出一半给日文课，这引起同学们普遍不满，认为这是奴化教育，但在日寇势力范围内的教育也无法摆脱这种安排。第一堂口语课是一位衣冠楚楚的日本老师走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了许多日文字母，教我们学日文中的片假名、平假名。课后姚同学同我讲要给东洋赤佬“吃几生活，拔伊点颜色看看”。当时我还认为他是说说而已，没有当真。第二天上日语课，当日本老师背对学生在黑板上写字之际，姚同学从书包中掏出一只大乌龟站起来，向日本老师奋然一击，乌龟打在黑板上，声音很响，前排学生不知发生什么，后排学生看得清清楚楚，大家目瞪口呆。平日忠厚老实，功课不佳的农民子弟却有那样的血性气。姚同学口中念念不断地讲：“可惜可惜，无末掼勒东洋赤佬格骷榔头上”。日本老师面孔铁青，捡起乌龟，跑到训导处告状。训导处主任姓朱，专门拿硬木戒尺打人。大朱气势汹汹冲进教室，大声责问“谁干的，站出来”，课堂一片寂静，无一人应声举报。大朱说既然大家不讲，那么从第一排开始打起打到有人举报为止。此时此刻，姚同学一下子站起来说：“是我干的，你要怎样！”大朱用戒尺打他手心，每打一下，就问“你认不认错”。姚同学一声不响，继续挨打，一共打了八下，就不认错。最后他用力一把推开大朱叫着“老子不念了”。随后拿起书包推开教室大门，扬长而去。少年中学生的大无畏精神值得钦佩，他代表中国新生一代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当他离去时，课桌中还有两本书忘记带走，我拿起放在我的书包中，在初中时代一直珍藏着。对他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怀念，可惜从此之后一直没有再见过他。

我的妈妈俞巧英(俞巧英的女儿阎颖)我的母亲俞巧英，1926年10月28日出生于浙江宁波的鹅颈曲。母亲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在日军侵略时，姥爷失业了。舅舅只好辍学，进入工厂工作，勉强维持着一家五口的生计。初中时，母亲就进入上海南洋中学。她天生聪颖，勤奋好学，博闻强记。本来家里是没有经济能力供她继续上学的。于是，她竭尽全力努力的读书，1943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叔蘋奖学金。母亲在南洋中学维持着名列前茅的学习成绩，成为高中三年叔蘋奖学金的连续得主。母亲一生都对叔蘋奖学金和南洋中学感恩不尽，念念不忘。南洋中学为母亲的一生奠定了坚实基础。1945年，母亲从南洋高中毕业，考入了南通学院纺织系继续深造。大学毕业后，母亲来到天津，在天津做了一名纺织系大学讲师，后来升为副教授 （1949-1951年：河北工学院；1951-1962年：天津大学；1962-1987：天津纺织工学院）。1953年2月7日，母亲与父亲结婚。父亲当时是天津大学机械系的讲师，后来成为中国激光焊接专家，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们一生相濡以沫，亲密无间，如影随从，是桃李满天下的园丁和满载盛誉的科学家。母亲与周斐和苏巧凤一起在上海南洋中学渡过了中学美好的青春时光，建立了终生的友情。她们三个人一直都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和深厚的友情。七十余载的时光，有多少时局的动荡，生活的艰辛。她们经历了日寇的铁蹄，新中国的诞生，四清运动的艰苦，文革的洗涤，儿女上山下乡的悲欢离合，平反复职的惊喜。在没有电脑，甚至连电话也没有的时代，她们天各一方，用写信的方式保持着联系。她们没有血缘关系，但友情胜似姐妹亲情。她们无论是在那艰辛的年代还是在幸福的时光，始终保持着她们纯真和亲密的友情，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们的友情，感人至深、可歌可泣。让我们做女儿的，也禁不住为她们的友谊而赞叹，为南洋中学有这样高智商，高情商，重友情，淡名利，平凡而高尚的学子们而骄傲，为我们有这样好的妈妈而自豪。我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家庭。虽然我的成长过程中，也经历了文革和上山下乡的艰难。我的姐姐阎真出生于1956年，我出生于1964年。得蒙父母亲的精心教养，我和姐姐都继承了父母勤奋好学的天性，后来都成了留美的博士。记得我在天津南开中学读高中的时候，功课特别忙，平时住校，只有周末才回家。有一年冬天，我回家时，母亲拿给我一条织的非常缜密的厚毛裤。她告诉我这是马颖姐姐帮我织的。马颖是周斐的女儿，当时她正在天津工作。我心里非常的感动。马颖后来告诉我，我父母待她像自己的女儿一样，那时周斐阿姨一家在上海。我小的时候，常常听到母亲讲起周斐阿姨和苏巧凤阿姨，讲起她们在一起的青葱岁月。只是我上高中以后就离开了家，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本科，继而赴美留学，很少有机会陪在母亲身边。直到1995年，父母亲来美国探亲，我才又听到了母亲与她闺蜜们的消息。那时，周斐阿姨的一家都已经在美国了，我也与马颖和马茵中取得了联系。我们因着妈妈们的友谊成了好朋友，协助我们年迈的母亲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014年11月，我忽然接到了周斐阿姨的一个电话，她要找我母亲，母亲却没有及时接电话。当时，母亲住在上海，接电话需要通过接线台转换。我和周斐阿姨都在美国。我马上给母亲打电话，她也没有接。我只好告诉周斐阿姨，母亲也许没有在房间里，只能过一段时间再打。从周斐阿姨那里我得知马颖的女儿和我儿子在同一所大学里读书，而且是同届的。我们都很惊讶世界这么小，竟然有这样的巧合。我万万没有想到，几天以后周斐阿姨就过世了。噩耗传来，我的心里无比震惊。那时，我才明白周斐阿姨一定有要紧的话要对母亲说，她才会那样的急切。我的心情由悲伤后来变成了感慨。她们情深至此，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天，仍然是彼此的惦念！当我告诉母亲时，母亲默然无语，潸然泪下。母亲的晚年听力不好，这对她和朋友们打电话是很大的障碍。我的心里也默默地为母亲流泪难过。2013年夏，我把年迈的父母从天津搬到上海逸仙养老院照顾。苏巧凤阿姨得知母亲到了上海，很快就请她女儿马茵中带着来探望母亲了。她们当时都非常激动。几十年未见的老朋友相见，感慨万千。2016年1月31日，父亲不幸病逝，享年91岁。当我们安顿好后事，陪在母亲身边的时候，我非常担心她的身体。而母亲却出人意料的坚强和镇定。苏巧凤阿姨也打电话，陪伴和安慰着母亲。2016年夏，我回国探望母亲时，两位年逾九旬的闺蜜老人再次聚首。她们一生纯真的友情真的是让我们热泪盈眶。我们四个人一起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当时，母亲90岁，苏巧凤阿姨91岁。母亲于2020年3月18日仙逝了。相信她们三人的在天之灵必在天堂相见，再享亲密，不再分开。她们留在人间的友情如歌如诗，纯情美好而持久。在青葱的岁月，她们相识于南洋中学。南洋中学的培养奠定了她们的人生根基，塑造了她们的青春，改变了她们的人生轨迹。她们超过七十载的友情源远流长，滋润影响着她们的后代。愿南洋中学纯情的友谊，代代相传，万古流芳。我的妈妈苏巧凤(苏巧凤的女儿马茵中) 我的母亲苏巧凤，1925年6月21日出生于上海市虹口区塘沽路572弄109号。母亲有一个大姐，三个哥哥和一个弟弟。母亲像极了外公，是被外公非常宠爱的孩子。外公是大中华中西酒楼老板，常常把年幼的母亲抱在柜台上。可是，母亲八岁那年，外公突然中风离世了。家里决定只能供母亲读完初中，母亲就要离开学校了。母亲格外聪慧。她不仅有端庄的外表，更有坚韧的内心。在重男轻女的时代，母亲凭借着惊人的毅力、聪慧的头脑谨慎处事、善良待人。母亲在上海文昌小学读书时品学兼优，母亲的小学校长沈明德老师是南洋中学校长徐镜青的夫人。沈老师非常欣赏母亲的才干，对于母亲初中毕业不能继续升学感到非常心疼。当时南洋中学有规定，抗战期间老师薪资待遇较低，但是子女可以免费上学。于是，沈老师收母亲为义女。母亲凭借着南洋中学校工子女免费读书，进入上海南洋中学。感谢徐镜青校长夫妇的鼎力相助，才使得母亲没有中断学业。徐镜青校长给母亲改名苏晓风。在徐镜青校长庆祝50岁生日的时候，母亲与校长夫妇和他们的儿女们一起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在南洋中学读书时，母亲和周斐阿姨和俞巧英阿姨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时，重男轻女的文化盛行，南洋中学绝大多数都是男生，女生是凤毛麟角。她们三位在一起朝夕相伴，亲密无间。她们在那时建立的青春友谊，后来竟然绵延了70多年，跨越太平洋两岸，流芳于后代之间。1945年8月，她们三人同时从南洋中学高中毕业，周斐阿姨进了上海海关工作，俞巧英阿姨去南通学院读大学，毕业后去了天津。19岁的母亲走上了三尺讲台，成了一名小学教师。母亲教过的学生无数，许多学生视她如母如姐、互相牵挂、互相呼应。同在上海的母亲和周斐阿姨经常来往。她们相约游览苏杭，留下了这张青春的倩影。1958年2月2日, 母亲和父亲结婚了。父亲马益扬是国军少将的小儿子，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父母有两个女儿，我的姐姐叫马慧中。文革期间，周斐阿姨和丈夫马华明叔叔下放南京梅山。周斐阿姨离沪前几天，母亲拉着我，匆匆赶到山阴路送行。那天，她们倆在房间里聊了许久，临别时依依不舍，约定回上海时一定要再相见。俞巧英阿姨也随丈夫阎毓禾下放到天津市的郊区劳动。我的父亲去青浦劳动。时光如梭，我再见到周斐阿姨时已经是1974年暑假，我快进中学了。周斐阿姨为她母亲的健康问题回上海，抽空来看看母亲。恰巧那天我母亲出去办事不在家。平时不会做饭的我，为周斐阿姨做了我平生第一次的蛋炒饭。虽然母亲没有亲自见到久违的周斐阿姨，但是她们从此有了书信往来。我也得到了母亲的表扬和信任。1980年初，周斐阿姨与马华明叔叔一起来了，说起他们的女儿马颖去天津工作与俞巧英阿姨经常见面，感叹俞巧英阿姨把马颖当作女儿照顾，母亲开始与俞巧英阿姨有了通信联系。1983年的一个夏天，母亲与我姐去不常住人的外婆家取东西，意外地遇到她南洋中学老同学赵平初来找她，说是准备联系41届同学聚会，母亲高兴不已。9月底，南洋中学41届同学在南昌路47号上海科技会堂见面了。在上海的老同学们，通过赵平初挨家走访，基本都到齐了。沈志农同学当时是上海科委副主任，他用工作证免费借用了一个厅作为南洋中学校友聚会场所。因为要来的都是男同学，母亲怕尴尬，就带我一起去了。在门口，一个男同学从后面拍了我肩膀一下：“苏巧凤你不认识我了？我是戚省吾！”我一回头，大家都禁不住捧腹大笑起来。男同学们挨个介绍自己的经历和家庭情况。当最后轮到母亲时，她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并告诉大家周斐阿姨在梅山，俞巧英阿姨在天津。母亲聚会回来后，立刻就给俩位闺蜜写信汇报当天的聚会情况。俞巧英阿姨的回信很快就到了，还寄了照片回来。不久，周斐阿姨的儿子马宏去美国留学。周斐阿姨和马叔叔来上海送儿子，然后就来探望母亲。后来周斐阿姨的两个女儿也去美国了。他们从梅山退休回到上海，并在吴淞买了房子。那段时间母亲与周斐阿姨走动很频繁。我搬了4次家，周斐阿姨和马叔叔都来过，每次他们的孩子回国看他们，都会送一些小礼物给我的女儿徐元骏。后来，俞阿姨的两个女儿也都去了美国。二老去美国看望女儿，回国后来上海。她们老同学相聚，格外亲切和珍惜。后来，周阿姨马叔叔决定去美国与儿女们团聚，就卖了吴淞的房子。每次周斐阿姨俞巧英阿姨来上海，母亲都积极张罗同学聚会。所以，我有不少母亲南洋中学聚会的照片，这次很高兴可以提供给南洋中学校友会。2002年我的女儿徐元骏考进了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中学，周阿姨马叔叔每次来看母亲，都会跟我女儿聊美国。因此，我女儿开始向往留学美国。她勤奋努力，本科进入美国纽约大学就读。徐元骏大学毕业申请研究生的时候，同时收到了三个录取通知书，A读文科南加州大学公共管理，有5万美金奖学金；B哥伦比亚大学经济教育；C哥伦比亚大学精算。如何做最佳的选择呢？我们觉得这个决定挺难做的。周阿姨和俞阿姨得知后，马上想到了俞阿姨的小女儿阎颖和女婿梁兵。他们留美博士毕业后，一个在美国的大学教书，一个在业界工作，可能比较了解情况。于是，三位年迈的老人，分头努力，让我们三个女儿有了联系。从此以后，我们之间来往联系频繁。阎颖在素未谋面时，因着南洋中学妈妈们的友谊，给了我女儿很好的建议。女儿徐元骏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后来，阎颖的女儿梁蕊馨也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她们成了未谋面的校友。2013年我去美国参加女儿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典礼。在我刚回国的第二天，母亲告诉我俞阿姨来上海养老院了，让我开车带她去探望。在普陀区的中环逸仙养老院，母亲又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俞阿姨阎叔叔。那天母亲和俞阿姨都非常激动，阎叔叔在边上拿出来一个本子，让我写下我家的电话号码。俞阿姨的腿脚不方便，我们离开时，阎叔叔还是坚持代表俞阿姨送到电梯口。有一次我和母亲去姐姐家，为姐姐庆祝生日。开车恰巧经过中环逸仙养老院，母亲一定要进去看一下。这次俞阿姨和阎叔叔都比较平静了。我们刚坐下十几分钟，姐姐就来电话催了，我们只好匆匆道别。 母亲们都老了。每次周阿姨周末去儿女家，都会打国际长途电话给母亲。周六早上，母亲都会静静守候在电话边。俞阿姨也会与母亲互相打电话，可是俞阿姨听力不太好，经常在电话那头大声喊着，听不清楚干着急。 2014年11月，母亲脑供血不足摔了一跤，及时送医院救治，没有出现险情。她周六没有接到周阿姨的电话，一直不安。后来我得知周阿姨走了，我问医生能否告诉母亲？医生感念母亲的执着询问，给了药我才敢告诉她。母亲当时只有流泪，没有哭出声，可她好几天都没有缓过神来。 2016年1月阎叔叔走了，母亲惦记着俞阿姨，经常听到她对着电话机与俞阿姨大声的说话，可是电话那头的俞阿姨还是听不清楚。2016年夏，阎颖回国，我又带着母亲来到逸仙养老院探望。两位老人都已经年逾九十了，见面非常感慨激动。那是她们最后一次见面了。2020年3月俞阿姨走了，阎颖写的“母爱万古流芳” 的纪念文章，母亲看了好几遍。她留着泪说“俞巧英没有受罪，一下子就走了。我以后也要像俞巧英一样干干净净地走。周斐走了，俞巧英也走了，我要去找她们。”2021年5月2日，母亲如她计划一样，吃过晚饭，看着电视，心跳骤停。母亲是三位中最大的一位，也是最长寿的一位，享年95岁。 感谢南洋中学，让她们相识，才有了她们之间七十余年的友谊。天堂没有国界，无需护照。愿母亲和她的两位闺蜜知己天堂相会，永远不再分开。愿母亲们的友情于天地之间永存。我的妈妈周斐 (周斐的女儿马凌) 我的妈妈周斐，1926年10月6日出生于上海宝山县罗店镇，是家中的长女。她还有六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他们相处得很好，她是受弟弟妹妹尊重的老大姐。记得妈妈说她是12岁的时候，也就是“八·一三”后去了上海市区生活。在去南洋中学之前是在教会学校读书。听她说教会学校是用英语教学的，她还背给我听英文的几何定理。但南洋中学的高中生活一定是她印象最深的那一段。俞巧英和苏巧凤这两个名字听她经常说起，遗憾的是俞阿姨远在天津工作，我从未有机会见过俞阿姨。我应该在小时候见过苏阿姨，因为她一直在上海。妈妈有不少老朋友的照片，有同学也有同事，我们也经常跟着看图识人。记得妈妈说起曾经和同学一起去参观过一艘外国游轮。为了让妈妈真正体验一下坐游轮的感觉，我和妹妹马颖一起陪父母坐了一次从洛杉矶到温哥华的游轮，圆了妈妈年轻时的梦想。妈妈和爸爸在1945年5月5日结婚，我是在53年出生，妹妹马颖和弟弟马宏分别出生在57年和62年。在我和妹妹出生的时候，家里条件还不错，我们都是有奶妈来照顾的。可是弟弟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当时温饱都不能保证，也养不起奶妈了。弟弟应该是四月二十几日的预产期，但迟迟不出来，家里人都说他是想等吃了4月30日食堂为庆祝五一供应的那块大肥肉后再出来。果然弟弟于5月1日晚上出生了！产假后妈妈因要哺乳天天抱着弟弟上下班，挤公交车。又瘦又小的妈妈在最艰苦的日子里，吃着有限的食品，把弟弟养大了，而且还特别聪明，这是母乳喂养的成果！在那个年代里，物质贫乏但政治运动不断。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是60年代。记得爸爸妈妈下班后还要开会学习，每周一三五要8点以后才到家。妈妈在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上班，每周四要去仓库劳动。拉一天的“老虎车”下来，要好几天才能恢复。有时候去码头仓库劳动是用油墨在木箱上刷字，她经常是跪在箱子上操作，由于油墨未干，往往在裤子上印上了“madeinChina”的字样，不过是反的。文革期间，爸爸工作的“北方区海运管理局”被砸烂了，全体人员被迫下放。爸爸于70年初去了南京梅山当了一名码头工人，天天扛大包。妈妈于次年也去了梅山，在焦化厂当工人，真正置身于工人阶级之中。也是因为在工人中她的工资相对高，所以从49年至退休，她从未加过一分钱工资。另外她的粮食定量也是低于所有的成年女性。我因不能理解而问过她。她说刚解放时，在实行粮食定量时，她因胃口小，主动要求定低些。竟然少吃了一辈子。我在69年1月，也就是在爸爸下放之前一年就去安徽插队务农了，当时才15岁。在修理地球中度过了我的“青葱岁月，花样年华”。下乡后特别体会到妈妈的爱心，她每个月都寄钱和食品给我。她说当她寄包裹时心里也很矛盾：不寄我就吃不到，但寄了我就得走20里路去取。我们经常通信连络，在煤油灯下写信，写完后往往是一鼻子黑灰，妈妈还把我的信给亲友们看。我是收到最多信的人，集上管信的老头，把我的信放在挂号信的一栏里，我由于信多而受到了特殊的待遇。77年我幸运地考上了大学，82年毕业后去了梅山医院工作。离开家十几年后又回到了父母身边。记得在梅山医院工作的时候，一天我被叫去指挥部办公室，原来是有一位在宝钢当领导的叔叔来找妈妈，他是妈妈南洋中学的校友黄锦发。高中毕业后四十多年，这位老同学还没忘记当年的同学。此事让我很感动，也让妈妈很兴奋。从此以后她与更多的校友取得了联系。妹妹马颖也是82年毕业后去了天津工作，她是我们姐弟三人中唯一和俞阿姨有过亲密接触的人。在妈妈眼里俞阿姨就是学霸，南洋中学的学习生活在她的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在1997年至2003年他们在上海生活的时候，每年南洋中学都有校友聚会，这对妈妈来说是很珍贵的。来美国定居后，妈妈很乐意做的事情就和老朋友打电话。有空时她很喜欢翻翻老照片。经历了文革和搬家，幸存的老照片显得格外珍贵。2014年的感恩节前，妈妈离开了我们。在追悼会上，我们展示了妈妈年轻时的照片。妹妹的朋友们看到妈妈年轻时的照片，说她像个明星，穿得很时尚。她们觉得这些衣服比现在的更美。他们看到妈妈穿的自己织的毛衣更是赞不绝口。我也可以骄傲地说我和妹妹都继承了妈妈打毛线的好手艺，并且还发扬光大了！如今我们的妈妈们已在天国团聚，她们不会寂寞，一起回忆往日的美好时光一定很快乐！

(编者说明：南洋中学第64期《校友通讯》共16页，需要浏览PDF文件可以从附件中下载)

上海市南洋中学校友会京津冀分会办事班子成员会议召开2021年4月24日上午10时，上海市南洋中学校友会京津冀分会办事班子年度工作会假北京金太一品轩饭店举行， 出席成员13人，请假7人，特邀嘉宾出席1人，请假1人。杨积健秘书长首先介绍了南洋中学杰出校友、办事班子成员、原49届联络员沈照理院士去年因病去世的情况，全体成员起立悼念默哀。赵起增主任主持了会议。第一个议题是今年五年一度的全体校友大会如何围绕母校建校125周年、王培孙校长诞辰150周年、南洋中学校友会成立110周年和中共南洋中学党组织成立80周年等纪念活动来安排和展开。大家的看法主要是在疫情期间应顺势而为，北京的疫情尚且不可松懈，以往提供聚会场地的清华大学只能安排室外聚会，尚未提供室内聚会。前晚电视台还在预告的北京马拉松比赛，第二天早上就被取消了。如果疫情许可，大家建议除了母校和校友会领导的讲话、我会工作汇报外，请知情或亲历的校友就母校党建、我国清洁能源、航天航空、高科技通讯方面的进展等大家关注的方面进行介绍。要让届别年长的校友坐大会前排，考虑赠送合适的纪念品，对高年龄或贡献大的校友要登门拜访等等。第二个议题是《京津冀校友通讯录》的更新工作，计凤桔校友介绍了更新要求和更新内容，并当场实例更新，还特地表扬了50届朱凤驭和56届吴伯瑜的工作非常周全。第三个议题是关于人事安排问题，赵起增主任深情回顾了两任十一年来的发展，主要大事，每年的活动，顺利完成了大家托付的工作。并表示现在年事渐高，应该退位让贤，并推荐奚小明接任。奚小明表示感谢大家的信任，难以推辞、勉为其难，但决心继往开来、发扬光大！为了表现校友会工作的民间性和自愿性，奚小明认为自己的工作还是称之为召集人为妥。同时，会议认可了林义萍辞去副主任工作，通过了增加80届吴鋆、86届李可予两位年轻校友为新联络员。这次会议是一次新老交替的会议，大家都清楚认识到目前我会面临着两个重要问题：其一是大批校友进入老年和暮年，有些甚至联系都很困难了。其二是新的年轻的校友来源甚少。如何面对和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成为重中之重。工作午餐期间，校友会张维聪秘书长打来电话，代表校友会、王以权常务副会长和他本人对会议成功的祝贺，给大家带来了鼓励和欢乐。(撰稿 杨积健)

2021年3月30日上午，南洋中学第一届校友、革命烈士朱少屏(葆康)的后裔朱唯真(朱少屏的孙儿)、朱正久(朱少屏的孙女)、朱正和(朱少屏的孙女)来访南洋中学，受到了南洋中学党委书记、校长王圣春，党委副书记郑蓉，副校长高峰等校领导的热情接待，南洋中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王以权、校友会秘书长张维聪、校友会办公室主任汪兴源全程陪同参观座谈。朱唯真先生是从天津专程来上海寻访他祖父朱少屏当年就读南洋中学时的踪迹的，和他一起从天津来沪的还有任知先生(诗人、作家、日本文化学者)。到上海后会同他的两位姐姐朱正久、朱正和来到了南洋中学。此行得助于在常州的南洋中学53届初中校友朱正心(朱少屏的大孙儿)电联校友会秘书长张维聪而顺当安排。跨入南洋中学，朱唯真一行首先参观了南洋中学博物馆，他们在校史陈列馆中寻觅着祖父当年的陈迹，不时驻足寓目，拍摄图片和文字信息，观看得十分仔细，学校档案室曹佳琰老师也同时给来宾作了生动的讲解。穿过百年碑廊，来到了先驱园，这里竖立着朱少屏等十位革命烈士的塑像，王圣春校长等校领导和朱唯真三姐弟在烈士塑像前献花祭奠，缅怀先烈，并在“铎声永振”纪念石前合影留念。在自主楼7楼会议室，学校领导和校友会代表们跟来宾进行了座谈，王圣春校长作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而后的赠送仪式中，朱唯真三姐弟赠给学校一张朱少屏的《革命烈士证明书》以及电子文档《朱少屏先生传略》，非常珍贵。学校领导回赠《南洋中学四烈士》、《为国桢干》、《毋忘风雨》等校史书籍以作纪念。走在校园中，映入眼帘的教学楼十分秀丽，操场非常宽大，还有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等校景，朱唯真等感叹祖父就读的母校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校园地处徐汇滨江西岸， 当代学生在这样一个优美的环境中，真是“对坐轩窗读书乐，怎忍花前不醉归”！附：朱少屏(1882—1942)简介上海市南洋中学第一届校友。原名葆康，字少屏。1896年入读育材书塾，1903年毕业。留在母校任教一年后，1905年东渡日本自费留学，参加了由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同盟会。1906年回国后办学办报，宣传革命。1909年与柳亚子等人组织成立“南社”，用“以文会友”的形式与孙中山组织的武装起义相配合。1916年至1940年担任寰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1932年12月被聘为南洋中学校董。1940年于国家危难之际出任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馆领事，1942年4月17日壮烈殉国。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追认其为烈士。

上海市南洋中学杰出校友、新一代的空中女领航员杨红杨红，上海市南洋中学1980届校友。1963年3月出生，回族，中共党员。1979年6月上海市零陵中学初中毕业，1981年6月上海市南洋中学高中毕业。身材颀长，体质纤弱的杨红，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子，在南洋中学是位三好学生，老师们都非常喜爱和器重她。虽然她的条件完全可以报考高等院校，但她却决意报考飞行员，家里的人也一致支持她服从祖国的需要。1981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在上海招飞，男飞行学员共招了150多名，女飞行学员共招了25名，徐汇区只录取了3名女飞行学员，杨红就是其中一位。她应招飞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兵第二预备学校。1982年3月，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兵第十六航空学院，1984年6月毕业。在蓝天飞翔，这是多么令人神往而富有诗意的理想！对一个女学生来说，又意味着需要多少勇气和毅力，克服通向蓝天之路的困难和障碍。在航空兵预备学校学习期间，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身体素质的训练。为了适应空中生活，做一名合格的飞行员，杨红与她的同伴们多少次在烈日之下进行操练、跑步、翻滚、荡梯……航校的课程有十几门，大多是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的新课题，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杨红以顽强的毅力和孜孜不倦的拼劲，一个又一个地攻克了难题，她各门学科考试成绩总评都达到了优秀。经过努力，毕业时被评为八二级的全优学员。杨红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经过了三年多的航校学习生活，成为我国第一批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女领航员。三年的军校生活结束，杨红入空军航空兵95959部队。进入部队，走上工作岗位，要成为一名合格的领航员，杨红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掌握的知识远远不够，还需要不断地学习，除了掌握书本上的知识外，还虚心地向老同志们请教，学习他们的经验，不断丰富自己。很快完成了各种科目训练，成为一名能夠独当一面的成熟领航员，且逐渐成长为多种机型的领航教员。通过函授学习，杨红取得了本科文凭，又从三级领航员逐步晋升为特级领航员，任95959部队副师职领航参谋，军内职衔级晋升至副师大校。在执行的各种军事运输任务中，杨红几乎飞遍了除台湾地区以外的全国各地，安全飞行总时数为10160小时。曾因安全飞行分别荣立四次三等功、三次二等功，荣获空军银质奖章、金质奖章各一枚，荣获师“三八巾帼英雄”等荣誉称号。2016年，在南洋中学高中班主任肖光贤老师的推荐下，杨红参加了南洋中学校友会京津冀分会活动。同年被评为南洋中学杰出校友。10月，杨红回母校参加了南洋中学建校120周年纪念活动。2017年1月，杨红被选为上海市南洋中学校友会理事。2018年3月，杨红停飞并退休，结束了三十八年军旅飞行生涯。退休后，杨红积极参与校友联谊活动，2019年9月21日，南洋中学校友会京津冀分会扩大会议在河北廊坊市千里马食府举行，杨红上任上海市南洋中学校友会京津冀分会副秘书长。南洋中学的学生都记得：“今天我以南洋为荣，明天南洋以我为荣”。南洋中学杰出校友、新一代的空中女领航员杨红践行了这句豪言，她在蓝天为祖国描绘出美丽的图画，她是青年学生学习的榜样。

铭心励志 报效祖国上海南洋中学48届(1949-1952年)高中毕业生《报效祖国纪念册》捐赠仪式日前举行 2020年12月28日上午，南洋中学自主楼7楼710会议室举行了“上海南洋中学48届(1949-1952年)高中毕业生《报效祖国纪念册》捐赠仪式”。出席捐赠仪式的有南洋中学党委书记、校长王圣春，党委副书记郑蓉，南洋中学副校长、南洋初级中学校长周英儁，南洋中学副校长李瑾、高峰，校务办公室副主任赵卿，南洋中学48届校友、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博士生导师黄鼎业教授，48届级友会干事秦永生、徐献定，南洋中学校友会常务副会长王以权，校友会秘书长张维聪，校友会办公室主任汪兴源，在读的南洋中学学生会组织部干事、高一(8)班陶羿莼，团委组织部部长、高一(8)班徐亮等。捐赠仪式由党委副书记郑蓉主持，王圣春校长首先致欢迎辞。黄鼎业教授感谢母校全体领导非常重视本次活动，并代表48届高中毕业生对《报效祖国纪念册》的编辑作了详尽介绍：我们入学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200多名十来岁的初中生满腔热情，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进入到历史悠久学风严谨享誉盛名的南洋中学。值得我届同学骄傲的，我们的同学梁汉枢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怀着崇高的理想，毅然投身革命，高中三年中梁汉枢始终起着核心作用，为同学们所爱戴。还有当年的团总支书记朱培华，组织委员陈明璋，宣传委员沈志英，学生会主席裴珉等。他们处处以身作则，表现优秀，是同学心目中的偶象。我届约有四分之一的同学中途辍学参军、参干，转业后也都成为各单位的骨干。上海市高级法院原院长胡瑞邦就是其中之一。沈志英、陈国屏两位同学由于德才兼备，表现突出，高中毕业时被选拔到学校的领导岗位。陈国屏同学担任上海市的中学校长直至退休，是名符其实的职业教育家。《报效祖国纪念册》主编陈为江当年就是品学兼优、勤奋好学、成绩优秀的好学生，52年考入清华大学，后被选拔赴苏联留学，回国后一直是国家有关部门的优秀领导。……光阴似箭，我们离开南洋校园已经68年，“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同窗半凋零”，当年意气风发的青少年，如今健在的都是85岁以上的耄耋老人，为了将同学们经历的非凡岁月和业绩留存，以告慰母校和恩师的培育之恩，同时也供在学的年轻同学们参考，珍惜时间刻苦学习，为母校争光，为祖国作贡献。为此，陈为江、徐永圻两位同学登高一呼，并亲力亲为，在同学们的响应下编撰了这本纪念册。在读的两位高一年级学生干部徐亮和陶羿莼先后激动发言，表示要以学长为榜样，刻苦认真地学习，继承母校优良传统，树立远大理想，感恩老师，为报效祖国作奉献。校友会常务副会长王以权非常感谢学校领导安排的本次捐赠仪式，并介绍黄鼎业教授在同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校从事教育生涯达60余年，曾担任过副校长，是一位有杰出贡献的教育家，也是本届校友会的主要领导，被誉为南洋杰出校友。捐赠仪式结束后，全体与会者在院士大厅合影留念。(说明：我校届次的算法，1949年前后各不相同，1949年前的第48届是进校年份，括号中的1952年是毕业年份。1949年起毕业年份即为届次。)

南洋中学80届校友杨坚荣获上海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2020年12月2日，上海市南洋中学1980届校友、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杨坚在2020年上海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和上海市模范集体表彰会上荣获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上海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杨坚(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上海市第二届“仁心医师奖”获得者)，现任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上海市卫健委心脑血管病康复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负责人。兼任中国康复医学会理事；上海市康复医学会副秘书长；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康复医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市康复医学会神经康复专委会副主委；中国心脏联盟心血管疾病预防与康复学会上海分联盟副主委等。擅长：脑卒中康复、冠心病康复。主持2012-2015、2016-2018、2019-2022年上海市卫计委、卫健委的临床医学重点专科项目建设，带领着徐中心康复科团队在本市学科建设中积累起一定的影响力、也成为徐汇区中心医院的一块品牌。 近五年来杨坚主任主持市科委课题2项、市卫计委课题1项；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项；与中科院、上海大学的相关研究所开展上肢康复机器人、3D打印个性化支具的转化应用研究、心脏康复的基础机制研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2项；发表论文(含SCI)10多篇，牵头主持并执笔编写发表了“脑卒中合并稳定性冠心病运动康复专家共识”，主编出版了“脑卒中合并冠心病运动康复”专著。其多项成果先后获上海市康复医学科技一等奖、二等奖，中国康复医学科技二等奖。

(编者说明：南洋中学第63期《校友通讯》共8页，需要浏览PDF文件可以从附件中下载)

南洋中学理工班琐忆62届理工(2)班诸惠昌一、序曲The Moon is in the skyIt is far and highLet’s go to the MoonRide the rocket and fly(诗意译文：明月当空，浩渺深邃，众心奔月，驭箭腾飞)这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上海南洋中学理工(2)班高一第一学期英文课本中的一篇课文。我的记忆中大约是第六课(Lesson Six)，一首很简单的英文诗，意境优美，富有幻想，不知道作者是谁。当时我们的英文课老师朱柔荪在教这篇课文时，为了帮助我们记忆，把它谱了曲，一句一句地教会了我们颂唱。时隔五十三年，2013年2月17日，我们理工(2)班组织春节团聚会，20位老同学汇聚到莘庄百汇广场的597素菜馆，围坐在手捧鲜花的88岁的朱老师身边，不约而同地重新唱响这首英文歌。朱老师喜欢唱歌，她的音色圆润，70多岁高龄时，还是上海教工合唱团的成员，到全国各地演出。她熟悉世界名曲，对英文歌曲造诣很深，不过当朱老师听到我们唱起这首歌时，神态却有点惘然，似乎对这首英文歌显得陌生。这也难怪，对朱老师来说，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这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早已忘怀。当歌声停止，听到我们的解释，她发出“哦”的一声感叹。她没有想到，当年不经意的一次创新所教的一篇普通英文课文，居然会伴随学生一生，成为学生终生难忘的一首英文歌。当老同学合唱的歌声在耳边回响之际，我的眼眶湿润了，五十年前，年轻甜美的朱老师手指轻点案桌击拍指挥，五十名莘莘学子端坐红楼教室一展歌喉的情景，依然真真切切。往事如烟，虚无缥缈，恍恍惚惚，又历历在目。二、我和理工班1960年，也许是国家紧缺理工科技人员，要加快培养理工科学生的速度，南洋中学作为教育改革的试点学校之一，首次招收100名两年制理工班高中生。将高中学制缩短为两年，对学生强化数理化教学，在两年时间里学完本该三年学完的数、理、化、语文和英文课程，为此放弃了诸如历史、生物、地理、音乐等文科课程。那年，我刚好从日晖中学初三毕业，十四岁，年龄尚小，想继续上高中。由于日晖中学要改为无线电专科学校，取消了高中部，唯一的途径就是转校。我从住家日晖六村附近的几个学校招生简章上，看到南洋中学招收两年制理工班的消息，当年学生中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何况我本来就对数理化感兴趣，就报了名，经考试后如愿以偿。刚踏进南洋中学时，发现南洋中学与日晖中学有许多不同。日晖中学拥有一座颇具规模又充满现代气息的三层砖石混凝土结构教学大楼(后来成了上海无线电十八厂的主厂房)，所有教学、行政和后勤设施都在大楼内，楼外除了大操场是黄土地，跑道是煤渣地以外，水泥地面较多，绿化很少。相比之下，南洋中学的教学设施分布较散，中心区是高中部的主要教学楼，一座Z字形两层砖木混合结构的老式建筑，错落有致，由于木结构部分外观呈紫檀木色，俗称红楼。红楼采用长条地板，外置木梯，飞檐包顶，扶手长廊，蜿蜒曲折，古色古香。红楼的南面，走过一条花径小路，进入科学馆，科学馆里除了有物理、化学等实验室外，也有阶梯教室。科学馆周围有初中部教室。红楼的东侧是教师和行政的办公楼，再往东是侨生宿舍楼、篮球场和图书馆。红楼西侧有一条小河自北而南穿过校区，河上有两座桥梁，一座木桥，一座石桥，是沟通东西校区的主要交通要道，小河的西侧是操场，操场很大，容得下一个标准的足球场。操场北边有一个大食堂，校区的西北角有一个希腊建筑风格的大礼堂，礼堂的二楼也有教室。校区占地面积比日晖中学大，再加上点缀着亭台楼阁，各色花圃，葡萄架，满眼绿色，鸟语花香，让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最有趣的是红楼教室内的课桌和座椅很长，并排可以坐好几个学生，听课如同开会，而日晖中学都是两人一组的课桌椅。在南洋中学理工班就读的两年里，我的印象中，没有校史教育，也没有像样的校庆和校友活动，再加上自己孤陋寡闻，我当时并不知晓南洋中学已经有60多年的悠久历史。以至于直到三十多年后的1996年，我在参加南洋中学100周年校庆时，才得知原来南洋中学早期主要奠基人是王培孙校长，校友中涌现过一大批现代中国的科技栋梁，向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输送了十多名院士，著名的文学大师巴金也是我们的校友。即便在校史教育缺失的情况下，当时的直觉告诉我，南洋中学历史悠久，书香味十足，文化氛围浓厚。我并没有刻意挑选，顺其自然，仅仅因为喜欢数理化，从而与理工班结缘，幸运地进入了一所一流的中学。三、理工(2)班的学生和学生生活六二届南洋高中理工班共计招收一百名学生，其中大部分来自南洋中学原来的初中生，分成理工一班和二班，每班五十人，我在理工(2)班。两个班级的最大区别是理工(1)班没有侨生，而理工(2)班有九名侨生，他们是：云昌俊(泰国)、陈耀良(泰国)、伍显硕(柬埔寨)、叶元培(柬埔寨)、毛正明(柬埔寨)、王财龙(印尼)、王辉秀(印尼)、叶福县(印尼)和张敬才(印尼)。这些侨生远离侨居的家乡父母，他们都住宿在学校提供的侨生宿舍楼里，其余学生都是走读生。理工(2)班五十名同学中有37人来自南洋中学的初中部。当年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大约是50%，南洋中学初中部有12个班，到高中时只有6个班。未经核实，凭我自己的感觉，南洋中学校方为了试点成功，从这50%的高中生中又精心挑选了优秀生进理工班，从区内初中毕业有志愿进理工班的学生中又选拔优秀生。总体来说，理工班的学生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差距不大。学业中途，有四位同学放弃读理工班，回归了三年制高中班，他们是：邵永珍、王美英、钟少莉和王绪一。有三个同学应征入伍，他们是姚均、陆胜康和金剑秋。理工(2)班毕业时实际人数为43人(毕业时的集体照上录名的有四十人，没有合影的另外三人是陈耀良、毛正明和殷有庆)。在我的脑海记忆中，理工(2)班是一个互助友爱的集体，学风好，风气正。我们同在红楼教室里听课，在科学馆做实验，在图书馆看书，在大礼堂开会，在食堂用简单的午餐，在走廊边的报栏前阅报。课间十分钟，就在红楼前的空地上扔球，玩耍。每天课间操时，女生排在前，男生排在后，按照个儿高矮，我总是排在最高的女生乐定妹的后面。要在两年的时间里完成原本三年的课程，与三年制的高中毕业生参加全国统一的高考，我们必须与时间赛跑，要比普通高中的学生更辛苦，更努力。在我的记忆中，那两年，学校要求学生参与的政治活动明显少于初中时期，校园里显得特别清静。没有了初中时期的“大跃进”、“大炼钢铁”、“除四害”等课外社会活动的喧哗和浮躁，也取消了初中时期开始的每周半天的勤工俭学，体育上也不要求“劳卫制”达标，学生可以集中精力在学业上，学习的气氛特别浓厚，可以说那两年对于读书人来说真是黄金岁月。每天清晨起床后，趁头脑清醒，没有吃早饭前，就开始背诵英语单词，两年中要积累三年课程学习的英语词汇量，用上海话来说这是“硬碰硬”的事，非下苦功不行，可以说那两年的早晨几乎都被背诵英语词汇占用了。早餐后，大多数同学早早来到学校，安静地进行自习和预习。上课时认真听讲，在老师空闲之时，有问题及时问老师，老师不在时，同学之间也讨论得很热烈。放学后，很多同学不着急回家，在学校里完成作业，遇到问题时可以互相探讨和帮助。常有同学把自己的解题方案用粉笔写在黑板上，让大家出谋划策，集思广益，寻找其它更好的途径。相对来说，班里的侨生由于出生国外，母语不是汉语，年龄偏大，半途插班，在听老师讲课时遇到的困难较多些，当他们在请求同学帮助时，班里的同学都会热情相助，侨生和非侨生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侨生们知道我喜欢集邮，把他们家里寄来的信上邮票剪下给我，有印尼、柬埔寨、泰国等国的邮票，至今尘封在我上海家中那些堪称古董的集邮本中。吴炳章是当年的物理课代表，号称“小物理”，记得他常常会拿出《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里的各种问题来考我们。那时候，对物理感兴趣的同学在课后互相讨论，主动找书寻求答案，为了要出题目难倒当年的同窗，可以说那本《十万个为什么》都让我们翻烂了。越是遇到难题，越是切磋得起劲，我记得曾经为了一滴雨水从天上的云中掉下来经历一个什么样的物理过程，而争论得面红耳赤。那时，我在班上年龄偏小，而王明达比我还小一岁，我们俩个头矮小，坐在前排同桌，我俩之间经常互相考试，测验对方。记得他有姐姐在大学读书，他如果英语有问题可以问姐姐，因此他的英语学得比我好，他经常考我英语单词。1960年和1961年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那时候，国家有国家的困难，家庭有家庭的困难，特别是人口多收入少的家庭，甚至可能有挨冻受饿的问题。居民主要日常生活用品从粮食、蔬菜、食物油、猪肉、鱼、蛋、家禽、糖、棉布、豆制品，甚至连肥皂、火柴，几乎全部受票证的限制，按照人口，或大、中、小户平均分配。在我的记忆中，这两年的生活是我全部人生中最艰苦的年代。其实国家在困难时期，对上海人还是特别照顾，缺少大米时，配给面粉代替，吃到过以平价供应的从加拿大进口的精白富强面粉。政府允许用外汇券购买紧俏食品，允许有钱人购买高价特供商品。理工班学生的家庭也有比较殷实，可以享受到一些特权，不过他们并不因此炫耀；多数学生是工薪阶层的子女，在学校里，基本上没有人叫苦，咬咬牙与家庭与国家共渡难关，相信这个困难主要是自然灾害造成，是短暂的，终究要过去。清贫的生活没有让读书人萎靡不振，相反是磨炼了年轻人的意志。很少听到同学间议论党的领导失误，或抱怨国家的政策出问题，这可能要归功于当时的政治思想课和团组织的活动。那年头，学校食堂里免费供应的所谓菜汤纯粹是酱油汤，看不到菜叶和油花。记得当时学校为了改善教职员工的生活，在校园里养猪，要求学生轮流给猪准备饲料。我曾和同学相约一起摆渡去浦东的河沟里捞取水葫芦，理工(1)班的学生廖康乐因为在切割猪草时，不慎将小指头切下而留下残疾。临近毕业前，有一次高中部全体教职员工在教室里收听党支部书记鲁夫传达中央文件(红楼的教室里安装着广播喇叭，校长在广播室讲话，我们全体都能听到)，得知农村出现“一平二调”和“共产风”现象，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是导致农副产品奇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才知道，这次困难属于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像这样的文件，通常很少传达到普通学生，可能也是属于特殊情况。那时候，我是个“白丁”，既不是班里的干部，也不是共青团员，好像是第一次有资格直接听到中央文件的传达，懵懵懂懂中意识到了政治和经济的关联。五十年代后期，党的教育方针已经明确：“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理工班期间虽然取消了勤工俭学，但是我的记忆中有两次下乡支农的经历，到浦东南汇县大团二团等地帮助抢收油菜籽、割小麦和采棉花。印象中那时的油菜长得高大，籽荚饱满，我的个子小，钻进油菜田就被高大的油菜秸秆淹没，挥舞镰刀把油菜杆从根部砍断放倒，放倒一大片后，才能看到别人的身影。收割小麦时，从金黄色的麦田一头开始，低头弯腰，顾不得麦芒刺在脸上手臂上又痛又痒，左手拢麦秆，右手舞镰刀，从麦秆根部割断，顺手放倒在地，不久就可以看到一条条只剩下桔梗的空地在向麦田纵深发展。放倒的油菜秸秆收拢后用草绳打成捆，小麦则是用割下的麦秆当绳子捆绑打结。张锦才是个大高个，他总是挑最大的捆背，从田头一直背到晒谷场。采摘棉花时，棉田依然郁郁葱葱，棉株顶部色彩鲜艳的硕大花朵还在盛开，中部绿色的棉桃四瓣仍紧闭，而下部枯黄的棉桃已经绽开，吐出白花花毛茸茸的棉絮。采棉花这个工作比较适合我们个子矮小，体力较弱的人做，我们在腰上围一个布口袋，双手左右开弓，五指收拢，稍稍分开，对准棉株下部裂口的棉桃，把吐露在外的花絮捏紧在手指中，一下摘尽，丢入胸前的大口袋。待到口袋装满时，就像孕妇挺着大肚子那样，晃晃悠悠走到地边，把口袋里的棉花倒在地边田埂上的更大的布袋里。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偷懒，劳动时比赛看谁摘得多摘得净，收工后还有领队检查评比。“三夏”时节经常下雨，我们戴着草帽，光着脚，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小河边滑溜溜的田埂上艰难跋涉。吃的是公社生产队食堂大灶用大锅煮的糙米饭，管够吃饱，米饭中参杂着蚕豆、莴苣叶和青菜，觉得很香，尤其是锅底的锅巴嚼起来特别有味道。现在看来，这样的饭菜其实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有机食品。晚上分散住在农民家中，被老鼠不时从头上屋梁上匆匆溜过的脚步声搅得难以入睡，清晨常常被农家的雄鸡打鸣叫醒。对于我们高中生来说，这实在是一次难得的体验农业劳动、接触农村社会、领悟农民疾苦的好机会。我认为适当地让高中生参加一些公益劳动，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不过，下乡劳动也有风险，一次班长倪正余帮助深度近视的陆泳德老师找寻眼镜，耽误了一点时间，在追赶出工队伍时，急于跨越壕沟不幸摔断腿，不能动弹。作为领队的班主任朱老师心急如焚，陆老师倾其囊中所有，他们设法找来救护车，把倪正余送医院抢救。记得有一次支农结束时，还与村民举行联欢。那一天，我们班的侨生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优势，王辉秀，叶福县，伍显硕，叶元培，云昌俊等侨生载歌载舞，唱起十分动听的“半个月亮爬上来”，“美丽的梭罗河”，“宝贝”，“甜蜜的爱情从哪里来？……啊哟，妈妈，你不要为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等印尼歌曲，对于我来说，在农村露天的晒谷场上，黑暗的星空笼罩，朦胧的气灯光下，第一次听到这么美妙的歌曲，犹如天籁之音，在我心里，他们是这些歌的原唱，以后虽然经常从电台里，磁带录音机中，听到著名歌星演唱这些外国名歌，都觉得不如侨生们唱得那么悦耳动听。那一次，我还献丑表演了业余水平的口技，模仿猪、羊、牛、鸡和婴儿的哭声，逗大家一乐。当时学生都就近入学，住家离学校都不太远，同学之间比较友爱，互相之间也常有走动。袁君白家在大木桥路清真路口，离我家所在的日晖六村很近，是我常去的地方，他家有洗印相片的小暗房，就是在他家里学会了洗印照片。我常去的另一家是徐斌家，他来自徐汇中学，学习专注认真，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学业，就成为好朋友。在临近毕业时，由于我家地方狭小，人口众多，不适合我复习备考，校内的图书馆场地小，人拥挤，为此课余我常去校外的图书馆，一处是卢湾区图书馆，另一处是徐汇区图书馆，徐斌家在斜土路处，我去图书馆时顺便会去他家坐坐。那时去图书馆不再像初中时期那样，去借看《苦菜花》、《林海雪原》这样的长篇小说，而是借各种数理化的参考书来看，做参考书上的额外的题目。卢湾区图书馆前身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建造的明复图书馆，设施完善，设计很人性化，有宽敞的阅览室供读者就座，环境清静，我特别喜欢在那里做参考题。有意思的是，理工(1)班的女生胡小丽也常去那里。以前我们在学校虽然认识，却从来没有交往，连打个招呼都没有过。解放后，封建意识受到荡涤，社会上倡导男女平等，可是学校里不提倡学生交男女朋友，不允许谈恋爱，所以直到高中时期，男女生都限于在自己的性别群体中交往，男女同学跨性别的个人交往极少，即使有交往，那也一定是避开众人耳目悄悄的进行，要承受无形的压力。这种状况与现代社会重视学生的社交能力相比简直天壤之别。我本身性格内向，那时年岁也小，见了女生都会害羞，不敢直视，与同班的女同学都极少交往，更不用说与外班的女同学了。所以即使在图书馆偶尔与她相遇，也如同陌人，视而不见。可是有一天，就在卢湾区图书馆的阅览室里，胡小丽忽然冲我走来，坐到我旁边的空位子上，与我讨论一道参考题的解题方法，由此我俩结识，开始了交往，八年以后，她成为我的妻子。青年时期，正是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时期。当时的政治思想课，以及共青团的活动，基本上是围绕着帮助学生建立共产主义理想进行的。我那时不关心政治，也没有入团要求，内心倒是接受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觉得那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美好理想。早在雷锋逝世前，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常看到他写的短小精悍的言论，觉得他说的很好，应该像他那样做好人好事，为人民服务。毕业前夕，围绕填报志愿，学校大张旗鼓宣传“好儿女志在四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燕雀安知鸿鹄志，鲲鹏展翅九万里”。当年理工(2)班的团支部很活跃，陆续发展了20名团员，支部书记是张义昌，临毕业时他和毛宝健一起参军入伍。我不是团员，所以对于团内活动无从了解，只记得团支部组织过全班同学学唱《毕业歌》、《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大路歌》、《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等励志歌曲。临近毕业前，学校组织我们在日晖电影院看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电影里乡村女教师瓦连卡的形象鼓舞我们，接受祖国的挑选，挑战艰苦的生活。所以在填报志愿时，我们根本不考虑外地生活比上海更艰苦的现实，一心追求能帮助自己实现理想的学校和职业。高考前，学校推荐我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可是体检后听说由于身高体重不合格被淘汰。我从小就有志做一个建设者，为祖国为百姓造房子，搞工程建设。于是我在报考大学的志愿表上填写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土建系，第二是同济大学，第三是唐山铁道学院，都是与土建有关的系科，一门心思就想做一个土木建筑工程师。1962年高考后，理工(2)班有21名毕业生被大学录取，我把他们的名字、考入的学校、后来的工作地点以及如今的居住地列举如下：韩雅芳(张家口军事外语学院，北京)、朱慧贞(北京农机学院，失联)、范正绮(北京地质学院，上海)、徐曙(上海科技大学，上海)、伍显硕(武汉水利水电学院，江西新余)、张敬才(吉林工业大学，香港)、施炎平(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叶福县(大连海运学院，上海)、殷有庆(上海工大、上海)、云昌俊(北京商学院，泰国曼谷)、吴松春(北京钢铁学院，浙江杭州)、叶元培(吉林工业大学，香港，已故)、王明达(上海复旦大学，美国旧金山)、王财龙(吉林工业大学，香港)、王辉秀(武汉水利水电学院，美国芝加哥，已故)、查庆芳(天津大学，山东青岛)、徐民耀(北京钢铁学院，美国，已故)、毛正明(上海机械学院，四川成都)、徐斌(上海华东化工学院，上海)、吴炳章(上海工学院，上海)、诸惠昌(北京清华大学，美国新泽西州)。1963年又有四人考进大学，他们是：周美芳(上海第一医学院，安徽芜湖，上海)、乐定妹(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江苏常州，上海)、陆久昆(上海机电学院，上海)和钟少莉(北京广播学院，北京)。1962年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紧缩方针，那一年大幅度压缩大学招生人数，全国只招收十万名大学生，应届高中生入大学的录取率大约是八分之一。能比平均水平高出四倍的人数进入大学，从这个侧面看出，理工班老师的传授水平高超，学生的勤奋努力卓有成效。六十年代初进入大学的同学，在大学生活的后期赶上文革，后来按照“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面向边疆”的要求分配到全国各地，有四位同学后来还走出了国门，成为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科技业务骨干。这23位考上大学的理工(2)班学生，少数人留在上海，大多数人成为上海的游子，他们离开南洋中学后，就再没有能返回上海落户，个别在外地工作的学友直到退休经辗转多地，才有机会回上海养老。而理工班毕业后没有进入大学的同学，有支边去新疆建设兵团的曹永才，有支内去四川攀枝花的明琍，留在上海本地如陈春林、张义昌、倪正余、姚均、李桂芳、李亚君、毛宝健、袁君白、孙星儿等同学，他们都成为当地企业和学校的领导或业务骨干，对于他们来说，理工班学到的知识让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游刃有余，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这方面，他们所起的作用一点也不亚于考上大学的同学。四、理工(2)班的老师和教学“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一个学校是否一流，不在于硬件设施是否一流，而在于它的师资实力是否一流。作为试点，校方给理工班配备了很强的师资力量，由于理工(2)班有不少侨生，第一学期的班主任由同是归侨的李瑞廷担任，他还兼政治课老师。不过他只带了一个短时期就调区里工作，英文课老师朱柔荪兼我们的班主任，一直陪伴呵护我们到毕业。语文课陆泳德和潘超玉，数学课马书城和张敏智，化学课李良才，物理课江乃霁，体育课汪文源。这些老师都是当年南洋中学一流的教师。先说说班主任朱柔荪老师，她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普通话也很标准，在我们当年少年的目光里，朱老师不但气质高雅，而且和蔼可亲。2013年的两次师生聚会，通过朱老师自己的讲述，我们才知道原来她出身崇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幼年熟读孔孟，祖父担任过清末民初政府的外交官，参加过巴黎和谈，应邀在圣彼得堡沙皇的冬宫参加舞会。朱老师从小就在家庭熏陶下，学会英语，1949年毕业于大同大学英国文学系。作为英文老师，她是我也是大部分学生的英语启蒙教师，她教会我们唱二十六个英文字母歌，她教我们元音字母在开音节和闭音节中的不同发音。云昌俊这次在团聚会上，惟妙惟肖地模仿当年朱老师教他如何收拢嘴唇发出准确的“O”声，引发大家开心的欢笑。要用两年时间帮我们学完三年的英文知识，绝对不是一件易事，对此朱老师想尽办法，下了很大的功夫，本文开头的场景只是一个个例。她当时特别强调要背诵英文课本，熟悉和运用各种句型，当时的英文课本没有用英文原版教科书，内容都是中国编辑安排的，相对来说容易理解，背起来也不难。所以第一学期的课，从第一课开始，我们学生几乎每一篇都能背出来。作为班主任，朱柔荪老师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对待。理工班学生大多是住在附近老工房里的工薪阶层家庭，生活不宽裕，每学期16元的学费也是要靠家里省吃俭用才能提供。个别同学的家庭情况更为困难，冬季衣着单薄，朱老师经常向他们问寒问暖，给与更多的关怀。查庆芳在团聚会上，深情地回顾了朱老师对他的恩情。当年高考后，他被天津大学化工系录取。可是由于家庭生活拮据，决定放弃上大学，在父母安排下去远洋公司学徒当水手，已经上了轮船。班主任朱老师闻听此事，多次去他家与父母长谈，说明利害关系，力劝他们不能耽误孩子的前途，最终说服了他的父母，同意送儿子去天津大学报到。如今查庆芳作为华东石油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动情地告诉大家，是朱老师的关爱，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再说物理老师江乃霁，他的普通话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194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刚开始上江乃霁老师的物理课时，我有点不适应。特别是讲运动学部分，涉及向量的分解和合成计算，因为当时的数学课还没有讲到向量，听物理课就有点吃力。不过，他深入浅出，举出流动的河水里摆渡船的运动状态等生活中的具体例子让我们理解，闯过这一关，后面的静力学、动力学、牛顿定律、能量转化定律等就好学得多了。当教到人造卫星的初速度计算时，他教我们用一些简单的圆周运动和万有引力定律的方程式计算出第一宇宙速度，让我觉得物理知识的神奇，要知道那时候苏联和美国的人造卫星刚刚进入宇宙空间不久，代表世界最先进科技的基本技术数据，居然让我们这些没出校门的毛头小伙子也能计算出来，大大增强了我们探索未知世界奥秘的兴趣。春节团聚会前，我遇到吴炳章，他感叹地对我说，听江老师的物理课是一种享受，他进了大学后，发现江老师讲的中学物理课比大学的水平都高，江老师能用高中数学中的相似三角形的原理推导出需要用大学微积分知识得出的方程。我也有同感，大学的物理不过是江老师教过的基本原理上，增加了一些数学模型上的深化，可见江乃霁老师的物理课确实非同寻常。写这篇文章时，我做了一些考证，才得知江乃霁在浙大师从有“中国爱因斯坦”和“雷达之父”称号的浙大教授束星北，果然是名师出高徒。春节团聚会后，我们得知语文老师陆泳德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关门弟子朱季海先生的学生。难怪他当年给我们的印象是强记博学，古文功底非常深厚。记得他上语文课时，无论是讲解毛主席诗词，还是传授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层层剖析，引经据典，非常精彩，引人入胜。在2013年的春节团聚会后，施炎平、查庆芳、云昌俊和我去他家里拜访道谢。已经87岁高龄的陆老师向我们介绍，这几年他遵从朱季海先生的临终嘱托，闭关谢客，推辞所有社会活动，潜心研究《老子》，颇有心得，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新书手稿《老子正译》。施炎平是从理工班出来的文科佼佼者，毕业时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如今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教授。施炎平回顾当年身受陆老师教诲，陆老师对他的作文精心批阅，每字每句逐一批改点评，他为此受益良多，因而事隔五十年当面致谢，陆老师听后，轻松地回应道：“不用谢，当年我的老师就是这样批阅我的作文的。”当施炎平亲手献给陆老师一套他撰写的《墨子的智慧》时，陆老师还谦逊地对他说：“你研究墨子，我研究老子，正好可以切磋切磋。”作为偏爱理工的我，也受益于陆老师的语文教育匪浅，喜欢上了文学，不过与许多有文字功底的同学相比，水平差得很远。当时陆老师批改我写的作文大多数是两个字：“清通”。一开始我以为这两个字是中性词，后来知道，它有“层次清楚，文句通顺”的褒义。有一次我的作文是写参观南泥湾展览的观后感，结尾描写了郭兰英的《南泥湾》歌声在心中回荡，陆老师批语：“结尾很有新意”，让我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自那以后我写作文更用心思，老师也时有鼓励，理工班第一年我的语文总评分是4分，理工班第二年我的语文总评分是5分。当我考上清华大学，在去北京就学前，新买了一本日记本，准备坚持记日记。为激励自己，在扉页上自题了陆老师语文课上提到的名句：“满招损，谦受益”，然后请陆老师临别赠言。他看了一下扉页上的格言，当场题诗一首相赠：“人道英才出少年，果然一举上青天；成功且问因何在，半是辛勤半是谦。赠诸惠昌同学 陆泳德 1962.8.” 这首诗珍藏在我的日记本中，从未示人。直到2006年，在南洋中学110周年校庆活动上，我见到一些理工班老同学，看到陆泳德、李良才等老师依然健在，回家后很兴奋，回想起陆老师的诗，我步他的诗韵，写诗一首记叙这段往事：“相识南洋正少年，同窗两载比蜜甜；母校华诞恩师在，茶话人生不等闲。”这首诗本意是写给老同学们的，我也不怕献丑，趁见到陆老师的机会，当面念给他听，表达我当年受陆老师厚爱和感激的心情。记得李良才老师教无机化学时，他强调要熟记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表，搞清横排和竖列的元素化学性能变异的规律，后来我干脆把整个周期律表背下来，至今基本没忘。在教有机化学部分时课时很少，他强调了烃、烯、炔、酸、醇和苯环等几大分类的基本化学特点，概括扼要，让我们了解到有机化学的精髓。马书城和张敏智教的代数、三角、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都要求我们熟记基本的数学定律、三角函数公式和三角函数表，以便熟能生巧。在他们的指导下，由理工两个班的数学课代表沙启坤和乐定妹领衔组成了数学兴趣小组，积极组织学友参加区里和市里的高中数学竞赛。在理工班针对数理化强化训练中，三角函数和立体几何是我的弱项。在高考复习冲刺中，我就把数学手册后面列出的公式定律尽量背出来，把三角函数表中一些常用重要数据记在脑中，不用查表就能知道各种特殊角的正弦、余弦、正切和余切等数值。那时候，学校教育中提倡做“三好”学生，“身体好”排在三好之首，所以理工班没有放弃体育课。体育课老师汪文源老师是个在解放前就在南洋中学任教的老教师。记得那年头上海冬天的清晨是很冷的，呼气时都能看到白雾状的哈气，体育课都是在露天大操场进行，尽管汪老师自己常说有胃下垂的毛病，却老当益壮，只穿一件旧球衫，亲自示范，教我们使劲搓手取暖，原地高抬腿跑热身，尽量先把身体活动起来，克服寒冷，然后再做短跑，长跑，不时还要测验。后来换了年轻的体育教师，教我们跳远、跳高、爬杆、单双杠、各种球类。当年我最头疼的是爬竹杆(实际是铁管)，在靠近大礼堂的操场一侧，有一组高高的爬杆架。即使双手紧握铁管，脚背缠住铁管，一开始我怎么使劲也爬不到高5-6米的顶部，往往半途而废。可是有些同学，一手一根杆，两腿悬空，手一伸，脚一蹬，两手交替动作，很快就能爬到顶，看得我目瞪口呆。后来在老师的热情传授和鼓励下，加强引体向上和俯卧撑臂力锻炼，总算爬到顶了。我们理工班的同学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下，刻苦锻炼，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体育比赛，体育课代表云昌俊曾打破南洋中学的跳高校纪录，当我问到他时，他至今很清楚地记得他创造的那个校纪录高度是1.57米，他说在老师指导下，他擅长田赛，得过南洋中学三级跳远的冠军。以后在北京商学院读书时，参加北京高校运动会，与打破跳高世界纪录的国家级运动员倪志钦、郑凤荣同场竞过技。南洋中学的体育课让我对体育锻炼产生了浓厚兴趣，老同学们可能谁都不会想到，进了大学后，我这个中学班里身材最瘦小的男生居然会成为大学班里的体育课代表，这应该归功于我们理工班的体育老师。所有这些老师在授课上他们都各有一套个性鲜明的独特方法，而他们的共性就是十分敬业。老师们对学生的家庭作业都认真批改；对学生常犯的错误及时纠正；由于学制缩短，教材不配套，老师们经常自己编印补充教材；让我们牢牢的掌握了全部最重要的基础知识。回顾我数十年的人生经历，无论是搞技术革新、写科研论文；还是承担环境工程项目的科研、设计和施工，我发现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问题，不需要高深的理论，仅用理工班上得到的物理、化学、数学、语文、英文等基础知识就能解决，由于当时学得扎实，都记在脑海中，工作中可以随时调用，得心应手。我们理工班同学在一起回忆时，不管后来进入大学还是没有机会进入大学的同学，异口同声称赞理工班的老师水平一流，可以说南洋中学理工班老师传授的知识让我们终生受用。五、尾声1962年夏从南洋中学毕业后，在漫长的50年岁月中，我曾经在国内外见到过许多理工(2)班的老同学，我可能是毕业后与老同学相见最多的一位。可惜当时都忙于事业，匆匆见了一面就道别了。2012年收到南洋中学62届毕业校友举办“谢师宴”通知时，猛然省悟到我们分别足足50年了。人生有缘，才会让我们相逢在少年时代，在同一个课堂里读书，同一个操场上戏耍。50年过去，人生的轨迹虽然各不相同，可是我们两年的理工班的生活经历留下的记忆基本相同，不能磨灭。我妻子胡小丽专程从美国去上海参加谢师宴，见到许多五十年未见的老同学，回来后向我作了介绍，让我十分羡慕。我有心把失散已久的老同学重新凝聚起来，在我们的晚年生活的社交圈中重新加上儿时的好友，使我们青少年时结下的学缘得到延续，让我们的退休生活更为丰富多彩。为此我写信、打电话积极鼓动徐斌和我一起来查找老同学，他竟把此当成一项事业来做，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经过国内徐斌、范正绮、陈春林、施炎平、毛宝健等学长们的艰苦努力，加上我利用美国网上搜索的便利条件，在寻找老同学的漫长道路上，喜讯频传，相继把失联了五十年之久的二十余位同学陆续找到，找到乐定妹的一幕，更是富于戏剧性。如今在通讯录上登录健在的有35位学友，有四位学友已故，尚剩下11位仍失联。当最终从电话那头听到已经久违了五十年的熟悉的声音时，老同学们十分震撼和喜悦。人老了，容颜已改，如果不经提示，老同学对面相逢不相识，可是只要一开口，声音几乎没有多大变化。水到渠成，五十一年后，我们理工(2)班的老友迎来了毕业后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师生春节团聚会，出现了本文开头描述的场面。那次聚会是我们许多学友自毕业以后的第一次重逢，别离时的英俊少年和漂亮姑娘，重逢时已经是满脸皱纹，两鬓挂霜的老头和老太。两人见面时，要仔细端详，才能叫出对方的名字，然后击掌、握手、拍肩、相视而笑，我们这代人再怎么开放，也依然保持东方人的矜持，差一个西方式的热烈拥抱，双方激动的心情洋溢脸上，无以言表。春节团聚会上，部分学友交流了别离以后丰富的人生经历；一般说来，改革开放前由于服从组织分配，前半生是大同小异；改革开放后，有了个人的选择，后半生的经历就各不相同；让在座的学友感叹不已。范正绮、李桂芳展示了她们的才艺，带来自己创作的精美画作；伍显硕因病没能赶来参加聚会，寄来他创作的画册给学友欣赏；还有同学带来了五十年前的老照片；袁君白对聚会全程录像，记录下这段短暂而快乐的时光，事后编辑了录像片分发给各位学友。自2013年春节团聚以后，理工(2)班已经举行过四次比较大型的聚会，包括每年一次的校庆活动以及为朱柔荪老师庆贺90大寿的聚会。如今，学友间利用电话、微信、电子邮件、视频通话等各种现代化通讯工具，交流退休生活经验和养生保健之道，探讨人生感悟和心理健康的心得，传授照顾和培养第三代的方法等等。学友们会根据各自的兴趣爱好，组织三三两两的聚会或结伴出游等，这样的小型活动已经不计其数。每当理工(2)班的游子从各地回到上海，上海的学友都热情接待，让游子充分感受到回家的温暖。而身在他乡的学友一旦知道有学友自远方来，也是热情接待，尽地主之谊，提供各种方便。由此可见，理工(2)班已经重建了一个分散在世界和全国各地的大家庭。吴炳章学友在2013年春节聚会前写了一首《感叹词》，富有哲理，就用他的《感叹词》作为本文的结尾。《感叹词》吴炳章 2013年2月阔别五十年，岁月流逝人添老；夕阳西下近黄昏，余辉似当午。谁都有本难念的经，甜酸苦辣莫细说，坎坷知几何？有蹉跎岁月，有峥嵘年华，俱往也！不比高下，不言短长，不以丰廉论成败，趁当下有限时光快尽欢。庆幸我们还同在蓝天下，续品人生，享天伦之乐。向天再借五十年！如能重来，我们一定会更好。人生非球赛，没有三比二，剧情过大半，总有大结局。让我们珍藏同窗友情，笑面人生，互相勉励，互相安慰，一起慢慢变老，快乐每一天，希望各位多保重。（注：本文写于2017年10月3日，在学友中传阅，发表时个别文字略作修改，删减了部分照片）

一路走来一路歌------记南洋中学校友合唱团的成长南洋中学校友合唱团成立三年了，母校情结是我们相聚的缘分，赞美我们伟大的祖国、赞美幸福生活的歌声是注入我们心田唤起激情的动力。 从素不相识到融汇成相亲相爱的大家园，从参差不齐到训练成悦耳和谐的旋律，我们为社区的文化与文明、为贫困儿童送去了关爱和欢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增进了友谊，提升了情操。图片记录了我们一路走来的欢快瞬间，记载了我们一路走来的精彩人生。 南洋中学校友合唱团 马开华(66届)王志华(61初) 2020年9月22日

(编者说明：上海市南洋中学第62期《校友通讯》总共20页，要查看全部请下载pdf文件阅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