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中学理工班琐忆

62届理工(2)班  诸惠昌

一、序曲 

The Moon is in the sky

It is far and high

Let’s go to the Moon

Ride the rocket and fly

 (诗意译文：明月当空，浩渺深邃，众心奔月，驭箭腾飞)

这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上海南洋中学理工(2)班高一第一学期英文课本中的一篇课文。我的记忆中大约是第六课(Lesson Six)，一首很简单的英文诗，意境优美，富有幻想，不知道作者是谁。当时我们的英文课老师朱柔荪在教这篇课文时，为了帮助我们记忆，把它谱了曲，一句一句地教会了我们颂唱。

时隔五十三年，2013年2月17日，我们理工(2)班组织春节团聚会，20位老同学汇聚到莘庄百汇广场的597素菜馆，围坐在手捧鲜花的88岁的朱老师身边，不约而同地重新唱响这首英文歌。朱老师喜欢唱歌，她的音色圆润，70多岁高龄时，还是上海教工合唱团的成员，到全国各地演出。她熟悉世界名曲，对英文歌曲造诣很深，不过当朱老师听到我们唱起这首歌时，神态却有点惘然，似乎对这首英文歌显得陌生。这也难怪，对朱老师来说，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这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早已忘怀。当歌声停止，听到我们的解释，她发出“哦”的一声感叹。她没有想到，当年不经意的一次创新所教的一篇普通英文课文，居然会伴随学生一生，成为学生终生难忘的一首英文歌。

当老同学合唱的歌声在耳边回响之际，我的眼眶湿润了，五十年前，年轻甜美的朱老师手指轻点案桌击拍指挥，五十名莘莘学子端坐红楼教室一展歌喉的情景，依然真真切切。往事如烟，虚无缥缈，恍恍惚惚，又历历在目。

二、我和理工班 

1960年，也许是国家紧缺理工科技人员，要加快培养理工科学生的速度，南洋中学作为教育改革的试点学校之一，首次招收100名两年制理工班高中生。将高中学制缩短为两年，对学生强化数理化教学，在两年时间里学完本该三年学完的数、理、化、语文和英文课程，为此放弃了诸如历史、生物、地理、音乐等文科课程。

那年，我刚好从日晖中学初三毕业，十四岁，年龄尚小，想继续上高中。由于日晖中学要改为无线电专科学校，取消了高中部，唯一的途径就是转校。我从住家日晖六村附近的几个学校招生简章上，看到南洋中学招收两年制理工班的消息，当年学生中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何况我本来就对数理化感兴趣，就报了名，经考试后如愿以偿。

刚踏进南洋中学时，发现南洋中学与日晖中学有许多不同。日晖中学拥有一座颇具规模又充满现代气息的三层砖石混凝土结构教学大楼(后来成了上海无线电十八厂的主厂房)，所有教学、行政和后勤设施都在大楼内，楼外除了大操场是黄土地，跑道是煤渣地以外，水泥地面较多，绿化很少。相比之下，南洋中学的教学设施分布较散，中心区是高中部的主要教学楼，一座Z字形两层砖木混合结构的老式建筑，错落有致，由于木结构部分外观呈紫檀木色，俗称红楼。红楼采用长条地板，外置木梯，飞檐包顶，扶手长廊，蜿蜒曲折，古色古香。红楼的南面，走过一条花径小路，进入科学馆，科学馆里除了有物理、化学等实验室外，也有阶梯教室。科学馆周围有初中部教室。红楼的东侧是教师和行政的办公楼，再往东是侨生宿舍楼、篮球场和图书馆。红楼西侧有一条小河自北而南穿过校区，河上有两座桥梁，一座木桥，一座石桥，是沟通东西校区的主要交通要道，小河的西侧是操场，操场很大，容得下一个标准的足球场。操场北边有一个大食堂，校区的西北角有一个希腊建筑风格的大礼堂，礼堂的二楼也有教室。校区占地面积比日晖中学大，再加上点缀着亭台楼阁，各色花圃，葡萄架，满眼绿色，鸟语花香，让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最有趣的是红楼教室内的课桌和座椅很长，并排可以坐好几个学生，听课如同开会，而日晖中学都是两人一组的课桌椅。

在南洋中学理工班就读的两年里，我的印象中，没有校史教育，也没有像样的校庆和校友活动，再加上自己孤陋寡闻，我当时并不知晓南洋中学已经有60多年的悠久历史。以至于直到三十多年后的1996年，我在参加南洋中学100周年校庆时，才得知原来南洋中学早期主要奠基人是王培孙校长，校友中涌现过一大批现代中国的科技栋梁，向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输送了十多名院士，著名的文学大师巴金也是我们的校友。即便在校史教育缺失的情况下，当时的直觉告诉我，南洋中学历史悠久，书香味十足，文化氛围浓厚。我并没有刻意挑选，顺其自然，仅仅因为喜欢数理化，从而与理工班结缘，幸运地进入了一所一流的中学。

三、理工(2)班的学生和学生生活 

六二届南洋高中理工班共计招收一百名学生，其中大部分来自南洋中学原来的初中生，分成理工一班和二班，每班五十人，我在理工(2)班。两个班级的最大区别是理工(1)班没有侨生，而理工(2)班有九名侨生，他们是：云昌俊(泰国)、陈耀良(泰国)、伍显硕(柬埔寨)、叶元培(柬埔寨)、毛正明(柬埔寨)、王财龙(印尼)、王辉秀(印尼)、叶福县(印尼)和张敬才(印尼)。这些侨生远离侨居的家乡父母，他们都住宿在学校提供的侨生宿舍楼里，其余学生都是走读生。理工(2)班五十名同学中有37人来自南洋中学的初中部。当年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大约是50%，南洋中学初中部有12个班，到高中时只有6个班。未经核实，凭我自己的感觉，南洋中学校方为了试点成功，从这50%的高中生中又精心挑选了优秀生进理工班，从区内初中毕业有志愿进理工班的学生中又选拔优秀生。总体来说，理工班的学生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差距不大。学业中途，有四位同学放弃读理工班，回归了三年制高中班，他们是：邵永珍、王美英、钟少莉和王绪一。有三个同学应征入伍，他们是姚均、陆胜康和金剑秋。理工(2)班毕业时实际人数为43人(毕业时的集体照上录名的有四十人，没有合影的另外三人是陈耀良、毛正明和殷有庆)。

在我的脑海记忆中，理工(2)班是一个互助友爱的集体，学风好，风气正。我们同在红楼教室里听课，在科学馆做实验，在图书馆看书，在大礼堂开会，在食堂用简单的午餐，在走廊边的报栏前阅报。课间十分钟，就在红楼前的空地上扔球，玩耍。每天课间操时，女生排在前，男生排在后，按照个儿高矮，我总是排在最高的女生乐定妹的后面。

要在两年的时间里完成原本三年的课程，与三年制的高中毕业生参加全国统一的高考，我们必须与时间赛跑，要比普通高中的学生更辛苦，更努力。在我的记忆中，那两年，学校要求学生参与的政治活动明显少于初中时期，校园里显得特别清静。没有了初中时期的“大跃进”、“大炼钢铁”、“除四害”等课外社会活动的喧哗和浮躁，也取消了初中时期开始的每周半天的勤工俭学，体育上也不要求“劳卫制”达标，学生可以集中精力在学业上，学习的气氛特别浓厚，可以说那两年对于读书人来说真是黄金岁月。

每天清晨起床后，趁头脑清醒，没有吃早饭前，就开始背诵英语单词，两年中要积累三年课程学习的英语词汇量，用上海话来说这是“硬碰硬”的事，非下苦功不行，可以说那两年的早晨几乎都被背诵英语词汇占用了。早餐后，大多数同学早早来到学校，安静地进行自习和预习。上课时认真听讲，在老师空闲之时，有问题及时问老师，老师不在时，同学之间也讨论得很热烈。放学后，很多同学不着急回家，在学校里完成作业，遇到问题时可以互相探讨和帮助。常有同学把自己的解题方案用粉笔写在黑板上，让大家出谋划策，集思广益，寻找其它更好的途径。相对来说，班里的侨生由于出生国外，母语不是汉语，年龄偏大，半途插班，在听老师讲课时遇到的困难较多些，当他们在请求同学帮助时，班里的同学都会热情相助，侨生和非侨生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侨生们知道我喜欢集邮，把他们家里寄来的信上邮票剪下给我，有印尼、柬埔寨、泰国等国的邮票，至今尘封在我上海家中那些堪称古董的集邮本中。

吴炳章是当年的物理课代表，号称“小物理”，记得他常常会拿出《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里的各种问题来考我们。那时候，对物理感兴趣的同学在课后互相讨论，主动找书寻求答案，为了要出题目难倒当年的同窗，可以说那本《十万个为什么》都让我们翻烂了。越是遇到难题，越是切磋得起劲，我记得曾经为了一滴雨水从天上的云中掉下来经历一个什么样的物理过程，而争论得面红耳赤。那时，我在班上年龄偏小，而王明达比我还小一岁，我们俩个头矮小，坐在前排同桌，我俩之间经常互相考试，测验对方。记得他有姐姐在大学读书，他如果英语有问题可以问姐姐，因此他的英语学得比我好，他经常考我英语单词。

1960年和1961年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那时候，国家有国家的困难，家庭有家庭的困难，特别是人口多收入少的家庭，甚至可能有挨冻受饿的问题。居民主要日常生活用品从粮食、蔬菜、食物油、猪肉、鱼、蛋、家禽、糖、棉布、豆制品，甚至连肥皂、火柴，几乎全部受票证的限制，按照人口，或大、中、小户平均分配。在我的记忆中，这两年的生活是我全部人生中最艰苦的年代。其实国家在困难时期，对上海人还是特别照顾，缺少大米时，配给面粉代替，吃到过以平价供应的从加拿大进口的精白富强面粉。政府允许用外汇券购买紧俏食品，允许有钱人购买高价特供商品。理工班学生的家庭也有比较殷实，可以享受到一些特权，不过他们并不因此炫耀；多数学生是工薪阶层的子女，在学校里，基本上没有人叫苦，咬咬牙与家庭与国家共渡难关，相信这个困难主要是自然灾害造成，是短暂的，终究要过去。清贫的生活没有让读书人萎靡不振，相反是磨炼了年轻人的意志。很少听到同学间议论党的领导失误，或抱怨国家的政策出问题，这可能要归功于当时的政治思想课和团组织的活动。

那年头，学校食堂里免费供应的所谓菜汤纯粹是酱油汤，看不到菜叶和油花。记得当时学校为了改善教职员工的生活，在校园里养猪，要求学生轮流给猪准备饲料。我曾和同学相约一起摆渡去浦东的河沟里捞取水葫芦，理工(1)班的学生廖康乐因为在切割猪草时，不慎将小指头切下而留下残疾。临近毕业前，有一次高中部全体教职员工在教室里收听党支部书记鲁夫传达中央文件(红楼的教室里安装着广播喇叭，校长在广播室讲话，我们全体都能听到)，得知农村出现“一平二调”和“共产风”现象，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是导致农副产品奇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才知道，这次困难属于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像这样的文件，通常很少传达到普通学生，可能也是属于特殊情况。那时候，我是个“白丁”，既不是班里的干部，也不是共青团员，好像是第一次有资格直接听到中央文件的传达，懵懵懂懂中意识到了政治和经济的关联。

五十年代后期，党的教育方针已经明确：“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理工班期间虽然取消了勤工俭学，但是我的记忆中有两次下乡支农的经历，到浦东南汇县大团二团等地帮助抢收油菜籽、割小麦和采棉花。印象中那时的油菜长得高大，籽荚饱满，我的个子小，钻进油菜田就被高大的油菜秸秆淹没，挥舞镰刀把油菜杆从根部砍断放倒，放倒一大片后，才能看到别人的身影。收割小麦时，从金黄色的麦田一头开始，低头弯腰，顾不得麦芒刺在脸上手臂上又痛又痒，左手拢麦秆，右手舞镰刀，从麦秆根部割断，顺手放倒在地，不久就可以看到一条条只剩下桔梗的空地在向麦田纵深发展。放倒的油菜秸秆收拢后用草绳打成捆，小麦则是用割下的麦秆当绳子捆绑打结。张锦才是个大高个，他总是挑最大的捆背，从田头一直背到晒谷场。采摘棉花时，棉田依然郁郁葱葱，棉株顶部色彩鲜艳的硕大花朵还在盛开，中部绿色的棉桃四瓣仍紧闭，而下部枯黄的棉桃已经绽开，吐出白花花毛茸茸的棉絮。采棉花这个工作比较适合我们个子矮小，体力较弱的人做，我们在腰上围一个布口袋，双手左右开弓，五指收拢，稍稍分开，对准棉株下部裂口的棉桃，把吐露在外的花絮捏紧在手指中，一下摘尽，丢入胸前的大口袋。待到口袋装满时，就像孕妇挺着大肚子那样，晃晃悠悠走到地边，把口袋里的棉花倒在地边田埂上的更大的布袋里。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偷懒，劳动时比赛看谁摘得多摘得净，收工后还有领队检查评比。

“三夏”时节经常下雨，我们戴着草帽，光着脚，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小河边滑溜溜的田埂上艰难跋涉。吃的是公社生产队食堂大灶用大锅煮的糙米饭，管够吃饱，米饭中参杂着蚕豆、莴苣叶和青菜，觉得很香，尤其是锅底的锅巴嚼起来特别有味道。现在看来，这样的饭菜其实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有机食品。晚上分散住在农民家中，被老鼠不时从头上屋梁上匆匆溜过的脚步声搅得难以入睡，清晨常常被农家的雄鸡打鸣叫醒。对于我们高中生来说，这实在是一次难得的体验农业劳动、接触农村社会、领悟农民疾苦的好机会。我认为适当地让高中生参加一些公益劳动，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不过，下乡劳动也有风险，一次班长倪正余帮助深度近视的陆泳德老师找寻眼镜，耽误了一点时间，在追赶出工队伍时，急于跨越壕沟不幸摔断腿，不能动弹。作为领队的班主任朱老师心急如焚，陆老师倾其囊中所有，他们设法找来救护车，把倪正余送医院抢救。

记得有一次支农结束时，还与村民举行联欢。那一天，我们班的侨生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优势，王辉秀，叶福县，伍显硕，叶元培，云昌俊等侨生载歌载舞，唱起十分动听的“半个月亮爬上来”，“美丽的梭罗河”，“宝贝”，“甜蜜的爱情从哪里来？……啊哟，妈妈，你不要为我生气，年轻人就是这样相爱”等印尼歌曲，对于我来说，在农村露天的晒谷场上，黑暗的星空笼罩，朦胧的气灯光下，第一次听到这么美妙的歌曲，犹如天籁之音，在我心里，他们是这些歌的原唱，以后虽然经常从电台里，磁带录音机中，听到著名歌星演唱这些外国名歌，都觉得不如侨生们唱得那么悦耳动听。那一次，我还献丑表演了业余水平的口技，模仿猪、羊、牛、鸡和婴儿的哭声，逗大家一乐。

当时学生都就近入学，住家离学校都不太远，同学之间比较友爱，互相之间也常有走动。袁君白家在大木桥路清真路口，离我家所在的日晖六村很近，是我常去的地方，他家有洗印相片的小暗房，就是在他家里学会了洗印照片。我常去的另一家是徐斌家，他来自徐汇中学，学习专注认真，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学业，就成为好朋友。在临近毕业时，由于我家地方狭小，人口众多，不适合我复习备考，校内的图书馆场地小，人拥挤，为此课余我常去校外的图书馆，一处是卢湾区图书馆，另一处是徐汇区图书馆，徐斌家在斜土路处，我去图书馆时顺便会去他家坐坐。那时去图书馆不再像初中时期那样，去借看《苦菜花》、《林海雪原》这样的长篇小说，而是借各种数理化的参考书来看，做参考书上的额外的题目。

卢湾区图书馆前身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建造的明复图书馆，设施完善，设计很人性化，有宽敞的阅览室供读者就座，环境清静，我特别喜欢在那里做参考题。有意思的是，理工(1)班的女生胡小丽也常去那里。以前我们在学校虽然认识，却从来没有交往，连打个招呼都没有过。解放后，封建意识受到荡涤，社会上倡导男女平等，可是学校里不提倡学生交男女朋友，不允许谈恋爱，所以直到高中时期，男女生都限于在自己的性别群体中交往，男女同学跨性别的个人交往极少，即使有交往，那也一定是避开众人耳目悄悄的进行，要承受无形的压力。这种状况与现代社会重视学生的社交能力相比简直天壤之别。我本身性格内向，那时年岁也小，见了女生都会害羞，不敢直视，与同班的女同学都极少交往，更不用说与外班的女同学了。所以即使在图书馆偶尔与她相遇，也如同陌人，视而不见。可是有一天，就在卢湾区图书馆的阅览室里，胡小丽忽然冲我走来，坐到我旁边的空位子上，与我讨论一道参考题的解题方法，由此我俩结识，开始了交往，八年以后，她成为我的妻子。

青年时期，正是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时期。当时的政治思想课，以及共青团的活动，基本上是围绕着帮助学生建立共产主义理想进行的。我那时不关心政治，也没有入团要求，内心倒是接受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觉得那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美好理想。早在雷锋逝世前，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常看到他写的短小精悍的言论，觉得他说的很好，应该像他那样做好人好事，为人民服务。毕业前夕，围绕填报志愿，学校大张旗鼓宣传“好儿女志在四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燕雀安知鸿鹄志，鲲鹏展翅九万里”。当年理工(2)班的团支部很活跃，陆续发展了20名团员，支部书记是张义昌，临毕业时他和毛宝健一起参军入伍。我不是团员，所以对于团内活动无从了解，只记得团支部组织过全班同学学唱《毕业歌》、《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大路歌》、《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歌》等励志歌曲。临近毕业前，学校组织我们在日晖电影院看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电影里乡村女教师瓦连卡的形象鼓舞我们，接受祖国的挑选，挑战艰苦的生活。所以在填报志愿时，我们根本不考虑外地生活比上海更艰苦的现实，一心追求能帮助自己实现理想的学校和职业。高考前，学校推荐我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可是体检后听说由于身高体重不合格被淘汰。我从小就有志做一个建设者，为祖国为百姓造房子，搞工程建设。于是我在报考大学的志愿表上填写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土建系，第二是同济大学，第三是唐山铁道学院，都是与土建有关的系科，一门心思就想做一个土木建筑工程师。

1962年高考后，理工(2)班有21名毕业生被大学录取，我把他们的名字、考入的学校、后来的工作地点以及如今的居住地列举如下：韩雅芳(张家口军事外语学院，北京)、朱慧贞(北京农机学院，失联)、范正绮(北京地质学院，上海)、徐曙(上海科技大学，上海)、伍显硕(武汉水利水电学院，江西新余)、张敬才(吉林工业大学，香港)、施炎平(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叶福县(大连海运学院，上海)、殷有庆(上海工大、上海)、云昌俊(北京商学院，泰国曼谷)、吴松春(北京钢铁学院，浙江杭州)、叶元培(吉林工业大学，香港，已故)、王明达(上海复旦大学，美国旧金山)、王财龙(吉林工业大学，香港)、王辉秀(武汉水利水电学院，美国芝加哥，已故)、查庆芳(天津大学，山东青岛)、徐民耀(北京钢铁学院，美国，已故)、毛正明(上海机械学院，四川成都)、徐斌(上海华东化工学院，上海)、吴炳章(上海工学院，上海)、诸惠昌(北京清华大学，美国新泽西州)。1963年又有四人考进大学，他们是：周美芳(上海第一医学院，安徽芜湖，上海)、乐定妹(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江苏常州，上海)、陆久昆(上海机电学院，上海)和钟少莉(北京广播学院，北京)。

1962年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紧缩方针，那一年大幅度压缩大学招生人数，全国只招收十万名大学生，应届高中生入大学的录取率大约是八分之一。能比平均水平高出四倍的人数进入大学，从这个侧面看出，理工班老师的传授水平高超，学生的勤奋努力卓有成效。六十年代初进入大学的同学，在大学生活的后期赶上文革，后来按照“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基层、面向边疆”的要求分配到全国各地，有四位同学后来还走出了国门，成为中国和世界各地的科技业务骨干。这23位考上大学的理工(2)班学生，少数人留在上海，大多数人成为上海的游子，他们离开南洋中学后，就再没有能返回上海落户，个别在外地工作的学友直到退休经辗转多地，才有机会回上海养老。而理工班毕业后没有进入大学的同学，有支边去新疆建设兵团的曹永才，有支内去四川攀枝花的明琍，留在上海本地如陈春林、张义昌、倪正余、姚均、李桂芳、李亚君、毛宝健、袁君白、孙星儿等同学，他们都成为当地企业和学校的领导或业务骨干，对于他们来说，理工班学到的知识让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游刃有余，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这方面，他们所起的作用一点也不亚于考上大学的同学。

四、理工(2)班的老师和教学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一个学校是否一流，不在于硬件设施是否一流，而在于它的师资实力是否一流。作为试点，校方给理工班配备了很强的师资力量，由于理工(2)班有不少侨生，第一学期的班主任由同是归侨的李瑞廷担任，他还兼政治课老师。不过他只带了一个短时期就调区里工作，英文课老师朱柔荪兼我们的班主任，一直陪伴呵护我们到毕业。语文课陆泳德和潘超玉，数学课马书城和张敏智，化学课李良才，物理课江乃霁，体育课汪文源。这些老师都是当年南洋中学一流的教师。

先说说班主任朱柔荪老师，她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普通话也很标准，在我们当年少年的目光里，朱老师不但气质高雅，而且和蔼可亲。2013年的两次师生聚会，通过朱老师自己的讲述，我们才知道原来她出身崇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幼年熟读孔孟，祖父担任过清末民初政府的外交官，参加过巴黎和谈，应邀在圣彼得堡沙皇的冬宫参加舞会。朱老师从小就在家庭熏陶下，学会英语，1949年毕业于大同大学英国文学系。作为英文老师，她是我也是大部分学生的英语启蒙教师，她教会我们唱二十六个英文字母歌，她教我们元音字母在开音节和闭音节中的不同发音。云昌俊这次在团聚会上，惟妙惟肖地模仿当年朱老师教他如何收拢嘴唇发出准确的“O”声，引发大家开心的欢笑。要用两年时间帮我们学完三年的英文知识，绝对不是一件易事，对此朱老师想尽办法，下了很大的功夫，本文开头的场景只是一个个例。她当时特别强调要背诵英文课本，熟悉和运用各种句型，当时的英文课本没有用英文原版教科书，内容都是中国编辑安排的，相对来说容易理解，背起来也不难。所以第一学期的课，从第一课开始，我们学生几乎每一篇都能背出来。

作为班主任，朱柔荪老师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对待。理工班学生大多是住在附近老工房里的工薪阶层家庭，生活不宽裕，每学期16元的学费也是要靠家里省吃俭用才能提供。个别同学的家庭情况更为困难，冬季衣着单薄，朱老师经常向他们问寒问暖，给与更多的关怀。查庆芳在团聚会上，深情地回顾了朱老师对他的恩情。当年高考后，他被天津大学化工系录取。可是由于家庭生活拮据，决定放弃上大学，在父母安排下去远洋公司学徒当水手，已经上了轮船。班主任朱老师闻听此事，多次去他家与父母长谈，说明利害关系，力劝他们不能耽误孩子的前途，最终说服了他的父母，同意送儿子去天津大学报到。如今查庆芳作为华东石油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动情地告诉大家，是朱老师的关爱，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再说物理老师江乃霁，他的普通话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194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刚开始上江乃霁老师的物理课时，我有点不适应。特别是讲运动学部分，涉及向量的分解和合成计算，因为当时的数学课还没有讲到向量，听物理课就有点吃力。不过，他深入浅出，举出流动的河水里摆渡船的运动状态等生活中的具体例子让我们理解，闯过这一关，后面的静力学、动力学、牛顿定律、能量转化定律等就好学得多了。当教到人造卫星的初速度计算时，他教我们用一些简单的圆周运动和万有引力定律的方程式计算出第一宇宙速度，让我觉得物理知识的神奇，要知道那时候苏联和美国的人造卫星刚刚进入宇宙空间不久，代表世界最先进科技的基本技术数据，居然让我们这些没出校门的毛头小伙子也能计算出来，大大增强了我们探索未知世界奥秘的兴趣。

春节团聚会前，我遇到吴炳章，他感叹地对我说，听江老师的物理课是一种享受，他进了大学后，发现江老师讲的中学物理课比大学的水平都高，江老师能用高中数学中的相似三角形的原理推导出需要用大学微积分知识得出的方程。我也有同感，大学的物理不过是江老师教过的基本原理上，增加了一些数学模型上的深化，可见江乃霁老师的物理课确实非同寻常。写这篇文章时，我做了一些考证，才得知江乃霁在浙大师从有“中国爱因斯坦”和“雷达之父”称号的浙大教授束星北，果然是名师出高徒。

春节团聚会后，我们得知语文老师陆泳德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关门弟子朱季海先生的学生。难怪他当年给我们的印象是强记博学，古文功底非常深厚。记得他上语文课时，无论是讲解毛主席诗词，还是传授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层层剖析，引经据典，非常精彩，引人入胜。在2013年的春节团聚会后，施炎平、查庆芳、云昌俊和我去他家里拜访道谢。已经87岁高龄的陆老师向我们介绍，这几年他遵从朱季海先生的临终嘱托，闭关谢客，推辞所有社会活动，潜心研究《老子》，颇有心得，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新书手稿《老子正译》。施炎平是从理工班出来的文科佼佼者，毕业时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如今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哲学教授。施炎平回顾当年身受陆老师教诲，陆老师对他的作文精心批阅，每字每句逐一批改点评，他为此受益良多，因而事隔五十年当面致谢，陆老师听后，轻松地回应道：“不用谢，当年我的老师就是这样批阅我的作文的。”当施炎平亲手献给陆老师一套他撰写的《墨子的智慧》时，陆老师还谦逊地对他说：“你研究墨子，我研究老子，正好可以切磋切磋。”

作为偏爱理工的我，也受益于陆老师的语文教育匪浅，喜欢上了文学，不过与许多有文字功底的同学相比，水平差得很远。当时陆老师批改我写的作文大多数是两个字：“清通”。一开始我以为这两个字是中性词，后来知道，它有“层次清楚，文句通顺”的褒义。有一次我的作文是写参观南泥湾展览的观后感，结尾描写了郭兰英的《南泥湾》歌声在心中回荡，陆老师批语：“结尾很有新意”，让我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自那以后我写作文更用心思，老师也时有鼓励，理工班第一年我的语文总评分是4分，理工班第二年我的语文总评分是5分。当我考上清华大学，在去北京就学前，新买了一本日记本，准备坚持记日记。为激励自己，在扉页上自题了陆老师语文课上提到的名句：“满招损，谦受益”，然后请陆老师临别赠言。他看了一下扉页上的格言，当场题诗一首相赠：“人道英才出少年，果然一举上青天；成功且问因何在，半是辛勤半是谦。赠诸惠昌同学 陆泳德 1962.8.” 这首诗珍藏在我的日记本中，从未示人。直到2006年，在南洋中学110周年校庆活动上，我见到一些理工班老同学，看到陆泳德、李良才等老师依然健在，回家后很兴奋，回想起陆老师的诗，我步他的诗韵，写诗一首记叙这段往事：“相识南洋正少年，同窗两载比蜜甜；母校华诞恩师在，茶话人生不等闲。”这首诗本意是写给老同学们的，我也不怕献丑，趁见到陆老师的机会，当面念给他听，表达我当年受陆老师厚爱和感激的心情。

记得李良才老师教无机化学时，他强调要熟记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表，搞清横排和竖列的元素化学性能变异的规律，后来我干脆把整个周期律表背下来，至今基本没忘。在教有机化学部分时课时很少，他强调了烃、烯、炔、酸、醇和苯环等几大分类的基本化学特点，概括扼要，让我们了解到有机化学的精髓。马书城和张敏智教的代数、三角、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都要求我们熟记基本的数学定律、三角函数公式和三角函数表，以便熟能生巧。在他们的指导下，由理工两个班的数学课代表沙启坤和乐定妹领衔组成了数学兴趣小组，积极组织学友参加区里和市里的高中数学竞赛。在理工班针对数理化强化训练中，三角函数和立体几何是我的弱项。在高考复习冲刺中，我就把数学手册后面列出的公式定律尽量背出来，把三角函数表中一些常用重要数据记在脑中，不用查表就能知道各种特殊角的正弦、余弦、正切和余切等数值。

那时候，学校教育中提倡做“三好”学生，“身体好”排在三好之首，所以理工班没有放弃体育课。体育课老师汪文源老师是个在解放前就在南洋中学任教的老教师。记得那年头上海冬天的清晨是很冷的，呼气时都能看到白雾状的哈气，体育课都是在露天大操场进行，尽管汪老师自己常说有胃下垂的毛病，却老当益壮，只穿一件旧球衫，亲自示范，教我们使劲搓手取暖，原地高抬腿跑热身，尽量先把身体活动起来，克服寒冷，然后再做短跑，长跑，不时还要测验。后来换了年轻的体育教师，教我们跳远、跳高、爬杆、单双杠、各种球类。

当年我最头疼的是爬竹杆(实际是铁管)，在靠近大礼堂的操场一侧，有一组高高的爬杆架。即使双手紧握铁管，脚背缠住铁管，一开始我怎么使劲也爬不到高5-6米的顶部，往往半途而废。可是有些同学，一手一根杆，两腿悬空，手一伸，脚一蹬，两手交替动作，很快就能爬到顶，看得我目瞪口呆。后来在老师的热情传授和鼓励下，加强引体向上和俯卧撑臂力锻炼，总算爬到顶了。我们理工班的同学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下，刻苦锻炼，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体育比赛，体育课代表云昌俊曾打破南洋中学的跳高校纪录，当我问到他时，他至今很清楚地记得他创造的那个校纪录高度是1.57米，他说在老师指导下，他擅长田赛，得过南洋中学三级跳远的冠军。以后在北京商学院读书时，参加北京高校运动会，与打破跳高世界纪录的国家级运动员倪志钦、郑凤荣同场竞过技。南洋中学的体育课让我对体育锻炼产生了浓厚兴趣，老同学们可能谁都不会想到，进了大学后，我这个中学班里身材最瘦小的男生居然会成为大学班里的体育课代表，这应该归功于我们理工班的体育老师。

所有这些老师在授课上他们都各有一套个性鲜明的独特方法，而他们的共性就是十分敬业。老师们对学生的家庭作业都认真批改；对学生常犯的错误及时纠正；由于学制缩短，教材不配套，老师们经常自己编印补充教材；让我们牢牢的掌握了全部最重要的基础知识。回顾我数十年的人生经历，无论是搞技术革新、写科研论文；还是承担环境工程项目的科研、设计和施工，我发现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问题，不需要高深的理论，仅用理工班上得到的物理、化学、数学、语文、英文等基础知识就能解决，由于当时学得扎实，都记在脑海中，工作中可以随时调用，得心应手。我们理工班同学在一起回忆时，不管后来进入大学还是没有机会进入大学的同学，异口同声称赞理工班的老师水平一流，可以说南洋中学理工班老师传授的知识让我们终生受用。 

五、尾声 

1962年夏从南洋中学毕业后，在漫长的50年岁月中，我曾经在国内外见到过许多理工(2)班的老同学，我可能是毕业后与老同学相见最多的一位。可惜当时都忙于事业，匆匆见了一面就道别了。2012年收到南洋中学62届毕业校友举办“谢师宴”通知时，猛然省悟到我们分别足足50年了。人生有缘，才会让我们相逢在少年时代，在同一个课堂里读书，同一个操场上戏耍。50年过去，人生的轨迹虽然各不相同，可是我们两年的理工班的生活经历留下的记忆基本相同，不能磨灭。我妻子胡小丽专程从美国去上海参加谢师宴，见到许多五十年未见的老同学，回来后向我作了介绍，让我十分羡慕。

我有心把失散已久的老同学重新凝聚起来，在我们的晚年生活的社交圈中重新加上儿时的好友，使我们青少年时结下的学缘得到延续，让我们的退休生活更为丰富多彩。为此我写信、打电话积极鼓动徐斌和我一起来查找老同学，他竟把此当成一项事业来做，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经过国内徐斌、范正绮、陈春林、施炎平、毛宝健等学长们的艰苦努力，加上我利用美国网上搜索的便利条件，在寻找老同学的漫长道路上，喜讯频传，相继把失联了五十年之久的二十余位同学陆续找到，找到乐定妹的一幕，更是富于戏剧性。如今在通讯录上登录健在的有35位学友，有四位学友已故，尚剩下11位仍失联。当最终从电话那头听到已经久违了五十年的熟悉的声音时，老同学们十分震撼和喜悦。人老了，容颜已改，如果不经提示，老同学对面相逢不相识，可是只要一开口，声音几乎没有多大变化。

水到渠成，五十一年后，我们理工(2)班的老友迎来了毕业后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师生春节团聚会，出现了本文开头描述的场面。那次聚会是我们许多学友自毕业以后的第一次重逢，别离时的英俊少年和漂亮姑娘，重逢时已经是满脸皱纹，两鬓挂霜的老头和老太。两人见面时，要仔细端详，才能叫出对方的名字，然后击掌、握手、拍肩、相视而笑，我们这代人再怎么开放，也依然保持东方人的矜持，差一个西方式的热烈拥抱，双方激动的心情洋溢脸上，无以言表。春节团聚会上，部分学友交流了别离以后丰富的人生经历；一般说来，改革开放前由于服从组织分配，前半生是大同小异；改革开放后，有了个人的选择，后半生的经历就各不相同；让在座的学友感叹不已。范正绮、李桂芳展示了她们的才艺，带来自己创作的精美画作；伍显硕因病没能赶来参加聚会，寄来他创作的画册给学友欣赏；还有同学带来了五十年前的老照片；袁君白对聚会全程录像，记录下这段短暂而快乐的时光，事后编辑了录像片分发给各位学友。

自2013年春节团聚以后，理工(2)班已经举行过四次比较大型的聚会，包括每年一次的校庆活动以及为朱柔荪老师庆贺90大寿的聚会。如今，学友间利用电话、微信、电子邮件、视频通话等各种现代化通讯工具，交流退休生活经验和养生保健之道，探讨人生感悟和心理健康的心得，传授照顾和培养第三代的方法等等。学友们会根据各自的兴趣爱好，组织三三两两的聚会或结伴出游等，这样的小型活动已经不计其数。每当理工(2)班的游子从各地回到上海，上海的学友都热情接待，让游子充分感受到回家的温暖。而身在他乡的学友一旦知道有学友自远方来，也是热情接待，尽地主之谊，提供各种方便。由此可见，理工(2)班已经重建了一个分散在世界和全国各地的大家庭。

吴炳章学友在2013年春节聚会前写了一首《感叹词》，富有哲理，就用他的《感叹词》作为本文的结尾。 

《感叹词》 

吴炳章   2013年2月 

阔别五十年，岁月流逝人添老；夕阳西下近黄昏，余辉似当午。

谁都有本难念的经，甜酸苦辣莫细说，坎坷知几何？

有蹉跎岁月，有峥嵘年华，俱往也！

不比高下，不言短长，不以丰廉论成败，趁当下有限时光快尽欢。

庆幸我们还同在蓝天下，续品人生，享天伦之乐。

向天再借五十年！如能重来，我们一定会更好。

人生非球赛，没有三比二，剧情过大半，总有大结局。

让我们珍藏同窗友情，笑面人生，互相勉励，互相安慰，

一起慢慢变老，快乐每一天，希望各位多保重。

  （注：本文写于2017年10月3日，在学友中传阅，发表时个别文字略作修改，删减了部分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