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纪念

       ——怀念陈子彝老师

南洋中学校友会京津冀分会 57届 陈无忧

父亲问我：“你们南洋中学有位陈子彝老师，教语文的，教你吗？”我茫然地回答：“教我语文的老师是邵子敬先生。”一九五四年我从市中心的光明中学初中毕业，考到郊区的南洋中学，从局促拥挤的围墙里出来，突然来到开阔敞亮的环境中，感到无比的新鲜和兴奋。常徜徉流连在树木扶疏的花园里，潮涨潮落的小河边。初来乍到除了适应崭新的环境，其他的一切都未进入我的视野。陈子彝老师，何许人也，一概不知。父亲也就此打住，问话不再往下继续。

五五年那个难忘的九月。我升高二，开学那天语文课，进教室的老师，是位个子不高，但红光满面，精神矍铄的老教师。他在黑板上写了三个洒脱漂亮的粉笔字“陈子彝”。他说，我叫陈子彝，用彝字做名字的人很少。彝有两种解释。古代青铜器中有彝，盛酒用的；云南有个叫彝的少数民族。彝字中的米字边上可以用“分”，也可以用“绞丝”。我低着头，用余光打量着新来的老师。先生已年近花甲，花白的头发，打理得十分服帖，一脸可掬笑容，一口吴侬软语，一副老花近视两用眼镜，一派慈祥和善的神态。一套西装还配上领带，十分得体精神。南洋中学是所老学校，老教师多，虽然解放了，但老师的衣着还都坚持着自己的穿着习惯，还有的常穿长袍呢。像陈老师这样穿着规矩整齐的还有好几位。我敲定他就是父亲一年前问起过的陈老师了。

陈老师打开点名册，一个一个地点着学生的名字。叫到我，他问，陈海量是你的父亲？我红着脸答，是，声音轻得如蚊子叫。有几位同学转过脸看我，我更觉芒刺在背。五五年八月底，父亲和几位上海佛教界的前辈，被邀到北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二次代表大会。不久消息传来，他们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此时正在接受和尚尼姑以及还了俗的和尚们的批斗围攻。五五年耶稣教，天主教都有反革命集团被破获，一视同仁，佛教界也不能例外，父亲他们便挺在枪口上了。我们全家都为父亲的处境担忧害怕，惶惶不可终日。此时陈老师还不知道北京的事，当众提起我的父亲，怎不令我诚惶诚恐呢。

九月下旬学校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交给我一个上面的通知，要我去参加在大光明电影院召开的批判大会。那天，我像一只小老鼠，躲在大光明的角落里，竖着耳朵听着台上慷慨激昂的揭发，承受着口号声的山呼海啸般的冲击。所庆幸的是父亲他们本人不在现场，没有像后来文化大革命那样被拉出来打倒示众，这一点倒是彰显了佛教徒的慈悲。第二天，有同学问我，昨天怎么没有来，还告诉我，语文课没有上，另外一位叫薛志英的同学也没有来。大概我们都在一个会场里，没有碰面而已。接着我们被抄家搜查，尽管没有搜出电台机关枪，却抄走了大批父亲的手稿和信札。接着父亲的著作被列为禁书，反革命的罪证，大雄书局的书被上海佛教协会的人搬上老虎塌车运走了。

自此，我知道我已被打入了另册，头顶上有了铁锅金钟罩，脸上刻着阶级烙印，成了低人一等的贱民。读书讲话，活动交友都步步小心。自惭形秽，自卑自艾到了顶点。但有几位同学，不以异类相视，与我成了挚友。五六十年过去了，大家都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风风雨雨，也识尽了人间的愁滋味，都已垂垂老矣，虽与黄心钵，秦鹤龄，潘祖钺，秦根根学友分别定居在北京，上海，湖南，湖北，天各一方，但仍鸿雁长飞，鱼龙潜跃，电信往来，终年不辍。这是超乎阶级的交往，是真情凝结的至交，是前世交好的缘分。虽然因为一些说不明道不清的理由，让我主动地不与子彝老师亲近，甚至上语文课时也很少与他目光相遇，我不想给他惹一些不便，但我却精心地聆听他的授课，传授的知识，并深深地印在记忆深处。我也发现我的作文后面的评语总是有长长的一段，比别的同学多了一截。南洋中学红楼下，花园的篱笆边，有一排黑板组成的长长的黑板报，上面发表着师生的习作。一天，我在浏览，正巧陈老师也在。他走近我，轻声地问我：“你父亲有消息麽？”我摇了摇头说，没有。陈老师嘴唇动了一下，似乎有话已经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此时陈老师不知道父亲正被关在车站南路的看守所里，那里关着未决的重大政治犯。结他们的案，竟拖了三四年，大跃进的五八年，在社会主义好的歌声中被判重刑，流放青海，服刑劳改。陈老师当时询问我父亲的声音，口气，眼神和欲言又止的嘴角，永远停留在我的脑海中。闭上眼睛，常常会浮现出来，这大概就叫做刻骨铭心吧。

秦鹤龄，闻圣国，祝延炯他们是五一年进南洋中学的老学生，有一肚皮的南中的掌故。他们告诉我，老校长王培孙先生十分重视师资质量，名师才能出高徒，延聘了多位重量级的教师。陈老师原是东吴大学，云南大学的教授，他就是老校长请来的撑起南洋高质量的擎天柱之一。还介绍说陈老师是沪上著名的书法家，校徽上南洋中学四个字和图书馆的匾额都出自陈老师的手。南洋中学图书馆的藏书在上海的中学中是数一数二的，陈老师一边进教室上课，还一边主持着图书馆的工作。

后来我也当了教师，知道“上课”背后有许多条条框框制约着。陈老师讲课却常有突破，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师生交流，终身不忘。一次讲到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他在黑板上写了“父，子，孙，曾，玄，来，昆，仍”八个排序，说，后代子孙都是有名称的。一位好事的同学问，仍孙的后面呢？老师说，后面没有了，就是有，也像上海人讲的是末代灰孙子了。小得如灰尘一样的子孙，只好给他们编个号，叫若干世孙了。又一次讲到惩治贪官污吏，数明朝最为严厉。捉住贪官，处死剥皮，在皮囊里塞进稻草，放在接任官员的大堂上，与其一起上班审案，以儆后效。听得我们毛骨悚然。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还延续这种治贪法律，不知有多少人要剥掉身上那层人皮，肚子塞进稻草。他讲“寒”字，一个人在房子里，身上盖了草，身下也垫了草，还不保暖，身下还结了冰，表示十分寒冷。他把甲骨文，金文，大小篆，隶书，草书的寒字写了一大排。看得我们口呆目瞪。他说我们的字写得不好，他在家里批阅作文时，有朋友来，就把作文本子盖起来，免得贻笑大方。因此他常给我们教书法方面的常识。介绍叶圣陶作品时，他说他与叶圣陶是苏州草桥中学的同学，叶比他高二级，读初三，陈老师读初一。后来的经历也相仿，都去过日本，回来都教书，是很要好的朋友。陈老师见闻广博，学问精深，旁征博引，闳中肆外，信手拈来，引人入胜。这些教学花絮，令人铭记终身，受益匪浅。

南洋中学历来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讲究全面发展，曾培养出许多足球，篮球名将，五六年还获得过上海市中学篮球联赛冠军。班班都有足球队篮球队，我们班也有，陈维敏，闻圣国，郭华乐等同学去请陈子彝老师为球队命名，题写队名。陈老师欣然命笔，写了“乔松”二字。那时我已是个篮球的痴迷者，校，班球队每场比赛，我都到场。我又矮又瘦，不是打球的料。可在场边上摇旗呐喊，加油助威还是十分给力的。老师书写的“乔松”二个苍劲豪放的隶字做在球衫上，很是威风，实在令人羡慕，眼红。闻圣国问我，你要不要也做一件？我求之不得，也做了一件，被冠以五号。人，长大长高了，球衫没有跟着长，那件印着陈老师字迹的背心，我一直珍藏着，带来湖北。后来发表文章，还用过“乔松五”的笔名。

五六年我们上高三，语文老师又换成了邵子敬先生。听人说子彝老师被调到新成立的上海第一师范学院去了。陈老师教了我们一年，我们竟成了他教中学的最后一届学生。我们有幸成了他的中学的关门弟子。以陈老师的才华和能力教我们中学生，是有点浪费。他学富五车，书画篆刻，甲骨钟鼎，文字修辞，无所不精。他曾留学考察日本，创造了图书分类法，十进分类法，图书编目法。这些方法至今还在沿用，也是一些高校图书馆专业的教材。他的许多书画作品，至今还在拍卖畅销。他更是沪上的篆刻大家，受到许多名家名人的追捧，鲁迅的许多印章也出自他的刻刀。难怪我曾看见过陈老师的指甲有几个是异型的。功夫之深，可想而知。他调去师范学院，应是情理中的事了。此后就没有了陈老师的音讯。

说来也有缘，后来我竟得到了一些关于陈老师的消息。叶书宗先生是我的表兄，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为人善良诚笃，是父亲出事后少数几家还来走动的亲戚之一。文革后期，我回沪探亲，正巧遇到他来家看望母亲，得知他在上海师范学院工作，我就问他是否认识陈子彝老师。他说，“认识，我们同在历史系，四清运动，人人下水，他曾说过，在你们南洋中学教过书。”他告诉我，后来陈老师当院图书馆主任，这是他的本行专业，他兢兢业业全心身奉献给师院图书馆的建设，成绩卓著。可惜文革开始时就遭冲击，精神受到了刺激，六七年即病故。计算起来，那时子彝老师已经年逾七十，早已过了退休年龄，但毛主席的红卫兵小将连一位古稀老人都没有放过，真是在劫难逃。晚年遭厄运，飞祸从天降。这个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劫难，是中华民族的噩梦!如果起初就对知识分子慈悲“一眼眼”，手下稍微留点情，中华民族大概早已雄起在世界强国之林了。子彝老师早早离世，实在令人扼腕痛惜。

我的父亲早年跟随弘一大师学佛，深受大师的器重和提携。大师的挚友，著名的教育家夏丏尊先生更赏识家父，他们成了忘年交。夏丏尊笃信佛教，临终时父亲还去助念，送他往生西方。夏丏尊与叶圣陶是儿女亲家，因此父亲常与他们往来。子彝老师早年曾入章太炎文学院深造，是章太炎的入室弟子。受老师的影响，他通读大藏经，研究佛学，精通佛法，并有《心经显诠》一书传世。父亲与老师同是一个圈子里的人，与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子彝老师等，信仰相同，时常往来，切磋佛学，应是情理中的事了。现在父亲与子彝老师都已西去，说不定此时他们正在西方极乐世界，莲池会上，两盏清茶喜相逢，回首多少事，都在笑谈中了。

往事已经过去六十年了，我在北京，怀念子彝老师。时间和空间都显得那么的遥远。缅怀师恩：幽思黯黯，皓月当空，孤影在壁，万籁俱寂，此时相望不相闻。除了手中的一杆秃笔，胸中的一瓣心香，还能有什么呢？

子彝老师，学生怀念您！

2016年3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