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南洋中学66届高三（4）班先后有过六、七位男女华侨同学，我接触最多、印象最深的就是傅振成了。

我已经记不清和振成初次见面的情况了。我以前从来没有和侨生同过学，而振成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令人猜想是侨生的模样。他理的是分头，头路分在稍右侧，大部分的头发是向左后方梳的，高高厚厚的，样子有点“不同凡响”。我们当时一般的男同学基本上都是普通的短发，谈不上什么发式的学生头，振成的发式相比之下就有些别具一格了。后来知道，他的这个发式一直保持了一辈子。振成喜欢穿比较宽松的衬衣，衣领下好几个纽扣是松开的。衣袖也很长，袖口常常是外翻的，样子很潇洒，按时兴的话来说就是有些“酷酷的”，这也不是普通学生的平常样子。此外，振成手上常年戴着一枚戒指，可能是翡翠的，是他妈妈给这个远行的小儿子护身的。当然，只要振成一开口，你马上就可以百分之百断定他是一个侨生了，他说的是那种典型的东南亚海外华人普通话，这个口音他也同样保持了一辈子。

 振成是个同字脸，小眼睛细细长长的，五官搭在一起却挺有章法、有正气感，令人感觉不到眼睛的不足。他身高1米7左右，肩很宽，很壮实，给人一种肉乎乎的感觉，也因此而得到一个“小肉面”的绰号。振成的年龄要比我们大一些，他像似属鸡的，比我们一般属猪的要大两岁，发育也比我们早一些。所以，刚认识他的时候，感觉他挺魁梧，要向上朝他看，后来不知不觉地、也可能是走出学校之后了，发觉自己比他高了。

振成喜欢运动，喜欢运动一般就要更多地与人相处和来往，这可能是振成比班里其他侨生更“平易近人”的原因吧！据说，振成初中时经常踢足球，有一次把戒指给丢了，后来发动大家到球场去寻找，竟然找到了，失而复得！振成高中时喜欢打篮球，我也喜欢，这可能是我们在学校期间相处和交流的最多的领域，不过振成是我班的绝对主力，我只是个爱好者而已。当时班与班之间的篮球比赛还是经常举行的，我们年级4个班，真正实力相当、能够比拼的只有2班和4班，冠亚军赛也一定是在这两个班级中进行。每当这种时候，我们会对振成和其他队员期待更多一些，他基本上没有让我们失望过。振成在这种时候都是真正做到全力以拼，其认真和执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抱怨和责骂过别人，也没有看见过他因胜利而忘乎所以。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教我们的一个上篮动作，他一边跑步腾空一边用右手把篮球传入胯下，另外用左手去掏出来投入篮筐，做的轻松自如、自然优美。

振成是印尼华侨，由于印尼排华动乱而回到祖国，在印尼他还有许多哥哥姐姐，他是排序比较小的。对于中国政府在华侨遭受骚乱和磨难时，出手将他们接回祖国安排学习和生活，振成是心怀感恩的。他似乎比一般的侨生对祖国具有更强的认同感和回归感，思想上比较稳定。班上有的侨生会耽上一阵不见了，不知是回国还是去哪了。记得我曾经问过他是否想家、是否会回印尼。他很淡定地回答说，自己觉得在这里很好。这或许是振成比班里其他侨生更容易和同学“打成一片”的另一个原因吧！直到走出学校之后，他才告诉过我，他曾经心仪过我们班上的一位女同学，他是认真的，他也作出过努力，但是终究未成正果。这说明振成是愿意在这块土地上扎根、开花、结果的。

振成的学习情况记得不很清楚了，或许当时就没有怎么将此放在心上。直觉上他肯定不是在班上学习出众的一个，但好像也从来没有为此而有过什么问题。一般而言，侨生在数理化方面优势不大，语文和英语有的比较突出。振成的汉语水平应该还是比较高的，阅读很广泛、功底比较深、字体很漂亮，这也归功于他从小在海外就接受到一定的汉语教育吧。振成和大多数的侨生一样都比较遵守各项制度和规定，人也很正派，基本上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

学校的东北角是华侨学生的宿舍区，我们后来即使比较熟了，也从来没有去过。当时传言侨生一般不洗衣服，换下来的衣服就到处乱扔，等到要穿的时候洒点香水就又穿上了。我很好奇，问过振成是否如此，他笑笑说，个别的人吧。

在我们高中毕业的前夕，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校园生活中断。我们忙着“拿起笔、作刀枪”投身到火热的改天换地的运动中去，与振成竟然全无联系了。几年后，振成到我家里来找我，这时我才知道，他在文革之初就通过侨联分配了工作了。振成是到杨浦区一家纺织厂当徒工的，一般的徒工是三年制，他们是二年制，让他们能尽早自立。自此之后一段时期，我们来往的基本模式是周末他来电话，然后我、多数时候还有袁海雄骑上自行车从上海的西南奔向东北，往往历经一个小时左右才到。他有个姓王的同事做的一手好菜、尤其擅长炸猪排，使我们的欢聚增添不少欢乐。当然，每次都是振成做东，因为当时他是有工资收入的。

七十年代早期的一天，振成带着他的新娘小李到我们家来告诉我们他结婚了。我们真心地替他们双方高兴，对振成来说，有个家，有了归宿，不再单身漂泊了。对小李来说，找到了一个真真诚诚、实实在在的上门女婿。我曾经到小李家去过多次，她有不少弟弟妹妹，振成真是承担起家里顶梁柱的角色了。

七十年代中期，振成告诉我他在着手准备去香港。一则他有个叔叔在香港，可能找到一个收入更好点的工作；二则小李也想出去见见世面。振成去香港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孩子，他没有一走了之，站稳脚跟后才把小李接出去的。文革结束后，我在上海进了大学，紧接着去北京读研究生，留在北京工作。谁知道和振成就此失联了约45年！期间我曾经不止一次到香港查阅过电话簿，托人打听等等，最后都是无果而返。

好在振成关心母校始终如一，他在香港参加了校友会，经常出席校友会的各项活动。2011年他在《校友通讯》上看到了我的名字，将他自己的电话请校友会老师转给了我。我喜出望外，请在香港的陈嘉光同学联系他，嘉光也是打了一个多月的电话才最终联系上他，原来他在澳门女儿家。第二天，振成、嘉光和海雄三人在澳门欢聚一堂，自此，振成回归到班上的同学中了。2012年，振成到上海处理小李的家务事，我专程飞到上海与他见面。我们不仅有共居旅馆一间、并卧畅谈的欢乐，他还有机会见到离开学校后一直没有见过的更多的同学。

2015年春节前的一天，海雄来电话，语带哽咽地告诉我，振成心梗走了。噩耗犹如晴天霹雳，令我震惊、痛心！因为前两天，我们还在通电话，还在想安排活动呢。海雄、嘉光两位同学会同振成的女儿、女婿去振成在澳门的墓地进行了拜祭，选择澳门是想让振成和他的女儿家在一起。

振成曾经送过我一个礼物，一套茶具，一个圆茶壶两个茶杯，外面是雕刻的椰子壳，里层是锡制的，可以烫酒的那种，可能是产自印尼的。可是我不记得送给过他什么。现在借物思人，但愿他能感受到老同学浓浓的思念之情。

(66届 杨积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