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从1954年秋至1956年夏跨三个年头的两个学年，上海市南洋中学不仅是我的母校，也是我的家。”因为，离开了当年还是殖民地的新加坡，就意味着不能再返回；事实也是如此的。我从高中二插班到毕业这两个学年之中完全寄宿在学校里，学校的领导，老师和同学就构成了我心目中的家。

由于学校领导和老师管理得当，使我们归国华侨学生之间，跟上海同学之间相处得十分和谐，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母校就像有一个暮鼓晨钟那么有规律，那样井井有条，让人回想起来十分留恋。

晨，我跟着隔壁班也就是另一个同年级班、一个姓刘的山东同学，还有几个同学一起，从校门口出发，向西朝龙华路越野跑，到了龙华塔向北，跑到徐家汇南东，沿着肇嘉浜，这一条与北京龙须沟相似的污水河，一路呼拉呼拉，喘着粗气，跑到小木桥、斜土路、大木桥然后向学校方向返回。每朝每晨，我始终跟着跑，那山东同学，带着一口浓厚的北方口音的普通话，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暮，尤其是临近高考的那一段，我与另一位也是隔壁班的姓吕的上海同学；当然，是男同学，在晚自习之后，跑到临街操场的指挥台，借着路灯的光，复习功课，我那戴着宽边眼镜，颇有一股学究气派的好朋友，用浓厚的舌音讲的普通话，也是让人没齿难忘。他对我“情有独钟”，一直陪我反反复复地温习功课，经常复习到深夜，我们就跑到大木桥街面上，用热水瓶买刚煮开的豆浆回来当夜宵，有时还买几个水晶元宵来吃，那个用肥猪肉块当馅的元宵吃起来油拉拉的，味道好极了。

就这样，我愉快地在母校完成了两个年头的高中学业，终于考上了当时叫合肥矿业学院的大学。我记得，当我在校门口传达室接到那印有该学院名称的通知信时，我十分激动，终于没有白离开家，跑到上海来上这二年的学。这就是我在母校的晨晨暮暮的两件往事，至今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