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是在劳改单位从事语文教育。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劳改单位更名为监狱。随即干警全部统一发着装。当时上级有文件规定，不与犯人接触的部门，如学校、商店等的工作人员不发。但执行起来，却全部发给，连机关幼儿园的干部老师都穿着装，只有子弟学校的的干部不在其列，而且全国也不平衡。大多数省的监狱子弟学校的教师都一样着装。湖北省却在少数之列。为此教师们的意见很大，并且为此直接影响了工作。于是我们三十多名教师联名写信，向上级反映基层的意见。上起党中央国务院首长，下至省局领导，人手一份。信发出后，都石沉大海，一点回音都没有。隔了一段时间，传来消息，说中央司法部的一位首长在沙洋农场视察时说，教师的着装一定会解决，不会让我们的教师背着包袱工作。我们打听到这位倾听基层百姓的呼声，关心群众利益的首长叫王明迪。

我一九五七年毕业于上海市南洋中学。一九九六年，南洋中学百年校庆，我得到一本纪念册，在    “人才辈出”专页中发现了王明迪。印有他的照片和介绍文字:“王明迪，51届校友，原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局长，现任中国监狱学会和中国犯罪学会的副会长。”这位威名显赫，声华卓著的最高顶头上司，竟是我的校友。

一九五八年，我参加湖北的农村建设。刚到农场，放下行囊，就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食堂排队买饭时，看见一位女同志在注视着我。我也觉得面熟，上前搭腔。她先开口说“您是南洋中学高三一班的。”怪不得似曾相识，原来她是二班的。同学三年，虽无交往，也可说经常碰面。她叫张星芳。后来我调到江北监狱，她去湖北医学院读书。我与她一直通信，直到文革，各自都遭冲击，为了不给同学增添麻烦，就自动断了联系。

八十年代末，有位住在荆州城里的离休干部告诉我，南门医院有位医生在打听我。我猜一定是张星芳。特地去了一次南门医院，校友见面分外热情。她向我讲述了十年文革的苦难经历和改革开放后的机遇。几年后，我有机会再去南门医院，她和丈夫都已退休。她的同事都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我退休后，偶然得知南门医院的书记是我的学生。通过他得知张星芳退休后与丈夫儿子一起回了上海。我得到了她的电话号码，即与她联系。不知是激动还是老态，电话中她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地告诉我她的情况——大概二者都有。

六十年代初，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农场执行上级部署，把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人员集中在一分场一队关押。有位老乡告诉我，他在档案里看到一位犯人是南洋中学的毕业生，姓李，早年与陈毅，巴金等一代四川人一起出川寻找出路与光明。与巴金先后在南洋中学就读，后服务于军界。在四川与长征途中的红军作过战，抗战中曾立过功勋，受到蒋介石的嘉奖。我的老乡告诉他:我们这里也有位南洋中学的毕业生。他笑了笑说:“他一定要比我低了许多届。”那时我刚满二十，他已经是花甲老人了。后来我有机会去他们队,想见见这位校友,却被告知这位老校友已经瘐死队中了。

五九年我到江北监狱工作，也认识了一位校友，叫朱静芳。同是五七届的，她初中毕业，在农场榨坊当会计。她说在南洋中学的三年中，看见过我。我佩服她的记性好。在高初中几千名的学生中居然还能记得我的相貌，真是过目不忘。后来她与省局的一位技术员结婚，调到局里去了。零八年是上海知青到湖北参加监狱工作五十周年，，局里特地组织集会庆祝。虽然她的头发全白了，但在集会上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我走到她的面前，喊她，她却一脸的茫然，一点也记不起我是谁，叫什么了。我提示说:“我们是校友，都是南洋中学的学生。”她眼睛一亮，马上就叫出我的名字。真是嗟我白发，人生易老啊。

零五年我在菲律宾探亲，结识了华人富商周先生，虽然我与他的地位差距很大，但交浅言深倒很有些共同的语言。回国前我写了两幅书法作品赠他。投桃报李，他送了一本摄影作品集给我。周先生是菲律宾摄影家协会的负责人之一，这本集子是他可向人炫耀的成果。他打开扉页，指着一位鹤发童颜须髯垂胸的长者的照片说“：您知道他吗？他是世界摄影界著名的大师级人物。”我看见照片下的说明写道：“本集顾问，摄影大师：郎静山”。我笑着说：“知道，我们是校友。”周先生抬起头，惊诧地问：“校友？郎先生都一百多岁了。”我说：“我们都毕业于上海市南洋中学，算是校友吧。不过我是五七届的，郎大师比我早四十多届。”这里我没有一点狐假虎威，也没有想扯起虎皮作大旗的意思，但为拥有这样一位世界级名人,誉满全球的校友而骄傲的情绪是由内心涌出的。

零八年十月，有位同事告诉我，王明迪来了，住在宾馆。我的脑子里早就有这位校友的形象，他曾几次来过江北监狱，因为地位的差异，更不知道他是南洋校友，我从未曾想过要见见他。听了这消息，我蓦然萌发了要去拜见这位老校友的念头。若在职时有这种想法，极有可能会被人认为疑似去溜须拍马，趋炎附势。我已退休十年，名利早已云淡风轻，离我远去，现在去会会他亦应该无可厚非。我只想问问他是否还记得南洋中学那疏疏的竹篱笆，高高的藏书楼，明亮的科学馆，宽阔的大操场?可也曾在潮涨潮落的小桥流水边捉过螃蜞，在芳草萋萋的花园凉亭里诵过唐诗?资料显示，我和他的语文老师同是章太炎的入室弟子陈子彝先生，他的英语老师董志新先生就是我的班主任，不过那时董先生已改教俄语了。五一，五二届学生许多人都去参军参干，后来不少人都成了高级干部。他们曾为董先生的冤狱的平反，出了很大的力。我想，我和王明迪局长之间应该会有共同语言，也不乏谈话题材的。

于是我去宾馆的小楼。有人告诉我王局长在二楼。我上二楼，他正在与监狱领导开会。我不便打扰，便退了下来。中午去找他，他正与领导共进午餐，也不是见面的时候。一位学生告诉我，他下午要去老干活动中心题字，大约在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三点去，他却已题完字，到下面监区去视察了。第二天早上，我去宾馆，在门口，两辆警车与一辆小卧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打听下来，这正是王明迪离去的车队。我再转身遥望来的路上，连车队扬起的黄叶都已静静地躺在路边的花坛里了。

南洋中学已有一百一十多年的历史了，成千上万的南洋学子要在漫长的岁月里，在广袤的大地上，在茫茫的人海中相逢聚首，正如毛阿敏唱的:“聚散皆是缘，离合总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