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母校五十个年头了。

    这半个世纪我们国家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岁月在惊涛骇浪中流逝，回首往事不无遗憾。幸好在暴风雨间隙中和风雨过后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点成绩，略感安慰。

    1947年我14岁进入南洋中学初中二部二年级时起点较低，此前我生活在二战时的后方重庆，那里小学不设英语课，与上海小学三、四年级开始学英文的差距不是一小点，加之我幼年体弱多病，不止一次在学期中途休学，小学也没有毕业，我的基础可想而知。我曾以同等学历考入重庆迁沪的一所中学就读一年，父母亲担心我在那所中学呆下去前途不妙，力主我转入一所好学校。我幸运的考入本校，父母亲感到高兴；但是又为我担忧，怕我跟不上。

    开学以后就体会到课程的分量，英语和数理化是重头。语文也不甘寂寞，除了中学统一教材之外还要读《孟子》（初一）、《左传》（初二）、《史记》（初三），而音乐、美术、体育这一类有益身心的课程是没有的，整天都是重头戏，我精神上有点紧张，不免手忙脚乱。

    过不多久我逐渐适应。因为不管学习多么紧张，老师要求多么严格，课后的家庭作业不超过我的承受能力，许多问题都在课堂上解决。学时最多的是英文，分别有读本、语法、语法习题和作文等课，初三还增加一门《天方夜谈》阅读课，语法习题课采用竞文书局的习题课本，课堂上做完作业之后当堂交卷，省时高效，每周二节作文课，作文也在课堂上完成。唯一的家庭作业是准备过好第二天读本课的第一关——背书。

    对于偏重于理解的数理化我比较感兴趣，特别是平面几何，吕学礼老师讲课生动，有一种吸引力，使你很自然地进入状态，专心听讲。他常利用两节课之间休息10分钟出2、3个题目，抽几个人测验。他留的家庭作业习题也不多，可以很快完成。但是，不知何时他这种测验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就不敢疏忽大意，心中老得装着平面几何。

    深受沈衡仲老师(初二)和薛清平老师(初三)的影响，在他们熏陶下我开始喜欢上文学。他们二位老师讲课引人入胜，沈老师满怀深情讲解《项脊轩记》，好像在述说他自己的家事；薛老师讲《醉翁亭记》时细致到21个“也”字的不同作用一一作了透彻分析，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已经把我们引入艺术欣赏的境界，是一堂堂名著赏析课，可惜我当时感悟不深。语文课每学期要背的课文也不少，可是学着沈衡仲老师朗读的韵律，每天摇头晃脑读上几遍，背书好像也不难。

    寒暑假没有假期作业，可以过得自由自在，初二那一个寒假中我读了翻译小说皮埃尔·洛蒂著的《冰岛渔夫》，是我第一次接触世界文学名著。初中毕业那一个暑假特别长，升入高中不需考试，我有足够的时间接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罗曼·罗兰……等。又由罗曼·罗兰走进贝多芬，把我对音乐的喜爱引向深处。当我升入大木桥高中部后，面对图书馆中丰富藏书，真是如鱼得水，那里成了我课堂之外投入时间较多的地方。作为一个中学生，我没有感到需要读参考书，除了偶然读一点《趣味物理》、《趣味化学》之类科普读物之外，主要还是陷入文学海洋之中。

    文学和音乐是一对兄弟，他们是我的好朋友。近年西方的研究成果认为音乐能开发人的智力，我喜欢听音乐纯属爱好，是“误入歧途”，我想我没有因为爱好音乐而变得聪明一点。但是文学和音乐伴我走过大半生，给过我许多安慰、鼓励和启发。

    走出空间狭小私塾般的宛平路分校来到大木桥总校，好像换了一个天地。这里有小桥流水、秋桂飘香的校园、巍峨的图书馆、设备完善的科学馆、宽广的体育场和古朴的木结构教学楼，那里有我最不能忘怀的明亮的教室。

    我仿佛又看见王季梅老师在上代数课，他年事己高，书写黑板很困难，只能半转身体写在黑板的一小块范围内，但他坚持上课。他说只要王校长健在，他就不退休，一直教下去。赵善继老师教解析几何，他边写黑板边讲课，字迹工整，条理清楚，笔记很好记，一学年下来记了厚厚的一本笔记本，好像是教学的指导书。徐桂芳老师是交大教授，兼授立体几何，他上课时表情严肃，却把立体几何表达得数学游戏般的形象，进入大学后他编译的《积分表》一书是我们必备的工具书，这是后话。物理老师陈永丰先生语言风趣，分析问题透彻，讲解力学部分更是绘声绘色，化难为易，他不时提高嗓门提醒大家不要打瞌睡。化学老师桂君协先生是在本校兼课的上海医学院教授，他上课时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吐字如金，没有多余的话，但是句句印入你的大脑。三位英文老师中孙竞存老师严格、董志新老师课堂气氛轻松、蒋孟起老师严谨。语文葛啸厣老师重视基础，把汉语语法放在重要地位，郑叔蘅老师长于写作分析，他讲《探春理家》时眉飞色舞的神态如今历历在目。每想起我曾经受到这么多可敬可爱的老师们的教诲，身上有一股暖流，感激之情油然而起。

    老师们一丝不苟，对学生的要求决不含糊。但是，为我们营造的学习气氛却相当宽松，没有泰山压顶般的家庭作业，我记忆最深的是赵善继老师高三下学期早早就把解析几何讲完，他没有用题海战术为我们高考作准备，稍事总结之后接着用初等数学的方法把我们引入高等数学之门口。升学和升学率从不挂在老师们的口头，其实高中三个学年始终为升学做着准备。

    我们南洋中学从没有轰轰烈烈地树立各种标兵并号召一板一式的学习他，把学生按统一模式培养。也不把业务尖子捧得老高，给予特殊荣誉，鼓励大家在取得好的名次上下功夫。天高任鸟飞，各人有各人的个性，各有各的特点，我的考试成绩一直处在中游，我没有感到压力，也不感到低人一头，我根据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能力，吸收多种营养，自我感觉良好，学习轻松，过得很愉快。

    在宛平路时没有操场，只能下午课后到贝当公园旁边的小马路上踢皮球，我们经常把球踢进洋人的花园中，他们总是把球扔出来还给我们，遇到园中无人时，我们也曾翻越墙头“自力更生”，因此被老师没收皮球，禁踢。大木桥有这么好的条件，岂能放过，晚上万家灯火时分回家已成家常便饭。我两岁时差一点夭折于脑膜炎，稍长又患过肺炎，最折磨我的是慢性气管炎，每犯病必哮喘不能躺下，苦不堪言。高中三年之后我的体质增强，慢性气管炎几近断根。我23岁时对自己的研究内容深感兴趣，才开始发奋读书。我是一只迟飞的笨鸟，只能勤飞、多飞，便在时间上打主意，尽量压缩睡眠和休息的时间，我的体质支持我长久不懈，这是我当年体育活动的投入得到的回报。今天，我的健康状况在同龄人中属第一流，当然也得益我的工作有机会接近大自然，不时出入于青山绿水之中。

    我大学就读于同济大学道路桥梁系，1956年毕业后分配到水利水电科学院，从事岩石力学研究工作，这是一门介于力学、地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一片空白有待开发，它诞生于大坝与地下发电站厂房建设之需。水电站开挖在山体中的地下厂房规模宏大，有的大到足可以把十层高的楼房放进去，山体中挖这么大的洞室不可回避诸多力学问题，而大坝地基更为重要。全新的学科，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我们也没有书本知识储备，只能埋头干，在干中学。1958年我有幸参加长江三峡工程中岩石力学研究工作，开始阶段必须在现场做试验。现场生活艰苦，长期与家人分离，工作难度大，试验旷日持久不容易取得成果。出于对工作的责任感以及对丰富多彩的研究内容的兴趣，我决心将一生精力献给岩石力学，这种信念支持我，无论我后来的生活中出现什么曲折、坎坷，都没有动摇过。

    1960年现场工作中断，我回到北京一，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个人劳逸结合，气氛安定，有条件静心思考。岩石力学尚处在萌芽阶段，没有形成自己的框架，必须借助其它比较成熟的力学分支，我们用弹性力学、弹塑性力学、弹性波动力学和理论流体力学整理这几年得到的感性认识，使之上升到理论，在我大学毕业后第六年发表了第二篇论文，随后又完成了三篇，其中两篇直到二十年以后的八十年代初期提交国际会议，还被认可。

    困难时期过去，经济复苏，又号召科研人员“下楼出院、不带课题、不带框框”，我们与生产单位合作，在四川映秀湾水电站地下厂房岩体中进行多项力学监测工作，如果顺利完成，可以为工程设讦提供重要信息。在我看来它作为理论研究的依据更为重要。可惜好景不长，狂风暴雨突降，水科院的人全部撤回北京，由生产单位在极困难条件下坚守那里，监测内容压缩，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正当我们游荡在工作之外，洗涤灵魂之际，国外有人完成了类似我们未完成的工作。到了八十年代国内有关单位竞相学习他们的先进经验。

文革是一场噩梦，我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受到了冲击，被安排在太行山东麓的一座水电站工地工作。与惩罚者之愿违，对我是坏事变好事，我在那里学到许多书本上接触不到的知识，工作量不多，我有足够的时间读书，无论我因公出差或是私事请假回家，总要把国外最新文献期刊中有关资料复印带回。七十年代初期我就掌握当时国外先进的有限元计算方法，并帮助设计人员掌握这种方法。华北水电学院的几位老师承担了大坝安全度论证的物理模拟研究工作，领导派我去该校担任联络员。当时我的前途渺茫，只有工作使我身心愉快。在该校我融入他们的工作，不分彼此，两年之后我们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是国内同类工作中完成比较早的。我与几位老师成了好朋友，后来工作上也有合作。八十年代以后我在华北水电学院北京研究生部兼授岩石力学。1975年后我又调到清华大学水利系，为水利系研究生开设岩石力学课，由于国内尚无适合研究生用教材，时间又紧迫，我只能边编讲义边讲课，这是清华大学首次开设岩石力学。

    1982年，我回到阔别十一年的水科院，我的业务领导对我很放手，我负责大坝地基和地下工程两个研究课题，指导研究生、为研究生开课，还负责《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中《岩石力学数值计算与物理模拟专业委员会》的工作，每年都要组织学术活动。八十年代中期后我的思想再度活跃，研究成果不断，我每年都有论文在国内外发表，直到退休，其中1986、1987、1988连续三年每年都给国际会议提交三篇论文。并在数值计算方法，为解决适应边界条件复杂的各种工程问题、建立比较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数学模型而进行探索。

   1986年，机会又一次来到。当时我国滇、桂、黔三省交界处的天生桥水电站中地下工程发生岩爆，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国际上研究了几十年，理论上尚不成熟，各有各的说法。我接受了这个课题，首先去现场观察现象，进而从岩爆破坏痕迹分析其机理，然后上升到理论，建立数学模型，为慎重起见，再把数学模型在实验室通过物理模拟验证，在实验室再现的结果与实际岩爆破坏机理非常吻合。最后用数值方法对该工程中引水隧洞作了岩爆预测，在施工过程中得到验证，与实际发生的情况很接近。岩爆预测工作实质上是在更高层次上验证了我们建立的数学模型，于是计算方法还可以用到岩爆治理的许多方面，经过三年工作我们做了岩爆预测与治理系统研究。在工作过程中我得到很大的精神享受。1989年，我的关于数值计算方法预测岩爆的论文提交在法国召开的国际深部岩石力学会议，大会主席给我的邀请函中称“你的贡献很有价值”。

    1994年我退出了自己的工作舞台，回想我的一生，感到我所有取得一切都和母校师长对我的基础知识和人格上的培养和感染是分不开的，在我开始过着平静的生活的同时，我深深地怀念母校，祝愿母校不断发展、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