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37年夏毕业于南洋中学高中，同年考入上海交大电机系，于1941年夏自交大毕业。母校南中为我的基础知识奠定扎实的根底，受用一生。

我于1919年1月出生在浙江慈溪鸣鹤镇，虚岁7岁入小学就读；1928年秋入南中附属的南市西林路西区小学住读。当时我家在虹口北江西路，离校甚远，但我父亲为我兄弟二人（兄俞百禄，32届校友）选个好学校，路远不计。就这样我从西区小学4年级下学期起至南洋高中就读，前后住读了八年半。在这八年中母校将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培养成一个考入交大电机系的青年，对我的一生所受重大影响自不待言。我对母校南中的感情自然非常深厚，在脑海中母校当年的景象如画卷般地时常浮现，挥之不去。

南中当时把初中一年级放在附属小学里，西区小学就是如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初中的英文老师郑传翰先生，他教书很严厉，红木戒尺很有力量，学生都怕他。但是他教得极好，清楚又有条理。就是他用英文向我们作语句分析，让我们理解英语的文法，我因此打下良好的英语基础。后来英语老师中再也没有一个比他教得更好，这是很遗憾的。郑君侠兄（32届校友）是郑老师的哲嗣，后来在校友会上碰见时我就对他说：“非常感谢令尊给我打下良好的英语基础。”

在一次考试中，我得了100分，郑老师表扬我并宣布我以后免打手心，当时班级中连我有4人获此殊荣，被称为“四秀士”。另3人是林芳铨、虞嘉麟和任贤辛。可惜后来都无联系。

西区小学有几位好老师，除了郑老师，还有教数学的唐老师，他有一套很出色的教法让学生易于领会。教语文的朱萱田老师和朱敏求老师都有很好的水平，校长是郑初年先生。

在西区小学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出名的漫画家丁聪，他比我高两级，常有漫画发表在墙报上，画郑校长和老师的像笔简而传神，晚年曾和他联系上但没有机会谋画。

我自中学初二起就升入南中了，我的宿舍在新楼，就是打钟的那幢房子。进了南中本部一切都感到新鲜和满意。

在校长王培孙先生的惨淡经营下，南洋中学有很大的校区，有美丽的树木成荫的大花园，园内有一曲清水，外通黄浦江，上有小木桥。河水的末端是一个荷花池，近处还搭棚养着一对鸳鸯。园内还有一个很好的苗圃，由一花师傅负责。美好的景色曾引起我坐在河边写生的兴趣。

在饭厅和红楼之间有一条直通黄浦江的河浜，上加一桥，在花园边有一迎潮亭，下设大导管将水引向远处，这儿每天可以看到潮起潮落。在桥上可以看到河泥里的无数蟛蜞，丢一块石子或是吐一下口水都能引起蟛蜞的骚动，煞是好看。

在新楼住了一年，自初三起就住到旧宿舍，那是两排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旁边有一道平房，比较小，也是宿舍。这一带房间多，每间约住学生8名，是初中生的主要宿舍。有火车在宿舍外约百米处通过，经常可以看到火车的来往。浴室在宿舍后面，定时向学生开放。

当时的足球场在旧宿舍至新楼之间，可以同时进行两场球赛，但踢的都是小橡皮球，和现在的不同。由于青年的喜爱而球场不够用，每每很早就有人抢占球门，谁占了球门谁就有球场的使用权。

高中生的宿舍是红砖的新宿舍，高两层，在球场南面，有篱笆和球场隔开，每间4人，各有课桌可用。上下共有约30间房左右。

两栋红楼是当年主要的教室楼，王校长的办公室在二楼中间，教师办公室就在五校长办公室斜对面，是一大间。教室边上有小间和新楼部分房间是教师的宿舍。

科学馆是当时很显眼的建筑，有曲径长廊自红楼通达这里，内有阶梯教室，物理及化学实验，设施比较新颖。

红楼北面对花园，南面初中部与科学馆相对，高中部则面对一木制讲台及水坑。我在此攀爬木柱锻炼臂力，后来能翻单杠，是在此打下的基础。后来有一学生不幸在跳台活动时坠落身亡，跳台即被拆除。

科学馆后面有一篱笆，内养山羊数只，这是王校长的爱物，由此往西过河浜便是篮球场。后来足球名将张邦纶当年就常在此打蓝球。

篮球场往西有木工间，在其附近就是南中自备的发电机房，每天自天黑起启动柴油机自行发电至晚10时止。10时后所有路灯及厕所用灯都改由市电供应。这样做法大概是为了节省费用吧。

在红楼东侧，新楼南西高中宿舍之西利用一块空地筑成网球场，网球场边设有单双杠锻炼处及沙坑，高中时我常在此锻炼，学校对学生的运动设施可以说是想得很周到了。

网球场后面有一后门，外面是农田和坟场，越过铁路可以通往日晖港的小镇上。有时我们把铜元放在铁轨上让火车辗过，铜板梗被压得扁扁的了。

学校大门西面，沿马路还有一个很宏伟的图书馆建筑，内有好多藏书，但平时并不对学生开放，似乎有点遗憾。

初二、初三各分甲、乙班，在高中改为一班，淘汰了半数学生，在初中阶段，我不是很用功，但通过这次筛选进入高中。

记得当年爱写文章的学生很多，所以在学校有好多组墙报写作很兴旺，也是一种好的风气。

初中二的国文科主要有“左传”，由吴训谊老师讲解，虽是苏北口但教得清楚，印象很好。英文读的是“|三民主义”由周钧儒先生讲课。几何由吴厚厘老师任教，他口齿清楚，条理明白，让学生易懂，是个好老师。王季梅老师是代数名师，初中代数他教得好还自编教科书出版。历史是顾天放先生教的，他的“入国而问禁，学境而问俗”让我至今不忘。教生物的王廷襄先生有朝气，带领学生参观酿造厂，至今还有印象，印象更深的是地理教师裴浩如先生。那个时代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毕露，国家危亡，学生们常在上课时齐声同念“国家大事”，裴老师就会对大家讲诉时事局势，年青学子爱国之心，在此得到体现。

还有教初三国文的滕元白老师，教英文的陈仲道老师，教理化的戴铁君老师，教美术的有李靖澜（李澄）老师，他曾书写了“以文会友”四个大字的匾额挂在图书馆大门上，印象很深。

进入高一时，我人已长高，渐渐懂事，慢慢地考虑起自己的前途来，认定自己的出路在学工程，把目标指向一流的大学，在南中当时就指向交通大学。

高一时接受了一次三个月的军训受一次爱国教育，也增强了体质。

南中有以考取交大为荣的风气，在高中的宿舍里都可看到他们努力读书的情景，当我们看到一本交大考试集时，我惊呆了，发现虽已高一却完全无力答复任务一道考题。这时我敲响了警钟，必须极度努力才能有考取交大的希望。于是我在余下高二、高三两年里，抓紧时间学习。经常与卓宝珩、朱登皋、郑孚、张德骅、徐世燕等找几何或三角的难题求解，以求共同提高，南中的学风很好，我们这些学子后来能为社会做些工作或贡献，都不能不饮水思源，感谢培养我们成长的师恩。

后来知道，许多同学都有受王校长摸头聆听教训的机会，我却并无这种缘份，颇为遗憾。现在印象很深的是王校长叫“妙法”（校工名字）的声音和冬天王校长以衣袖套上口鼻上御寒来上班的印象，除养山羊、鸳鸯等外，王校长还养松鼠，让小松鼠在身上爬来爬去。

高中的老师有不少名师，如邵家麟（后来任华东化工学院院长），王季梅、李传书等。课本几乎全部为英文版，如物理、化学、大代数、解析几何、几何等，甚至历史（毛西壁老师教）也用英文版本，在上海的中学中是不多的。但对我们的英语水平的提高，极有帮助。家兄俞百禄（32届）后来考入浙大，他就说他的英语在浙大是全班第一，后来他出任一家进出口公司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公司经理，直至长期侨居巴西，都和在南中打下的英语基础有关。我于退休后曾任上海市退休科技工作者协会的翻译组组长，外语的基础都是在南中打下的。

高中教物理的是南中27届校友交大校友黄定，年轻有为教得很好。

南中的教育为我进入交大打好基础，对英文课本已很习惯，但英语的读音还是很差的，这方面许多英语老师对我们未作要求。直至高二、高三英语由方天培老师传授，才着力纠正我们的发音。我拿着辞典，经过2年努力，读音有很大的进步。现在和洋人对话，都说我发音准确，英语水平很高，这真得感谢方老师的栽培。

教高一、高二国文的葛啸庵老师除教古文外有时还教我们如何写书法，如何握笔，我曾悬笔练习画螺旋图形，对用毛笔有所帮助。

高三时来了一位任澍南老师，据说是青浦一枝笔，但只教了一年，印象不深。

在南中生活很自由，校门可自由出入，但学生们都很自觉，校风很好，学习气氛十分浓厚，实在是一所第一流的中学。那时四周都是农田，坟山很多，龙华路（煤渣路）由校门前穿过。为适应学生们的需要，在新楼下有家小店，供应学生一些零食需要，学校食堂边，及大木桥路拐角上（旧宿舍对面）有几家叫“小湖南”“小苏州”的小饭店，供应阳春面，蛋炒饭，炒年糕之类，可以通过篱笆下的小洞进行交易。

学校饭厅不小，但因学生人多，所以分前后两批开饭。我们住读每学期学什费是银洋90元，其中饭费每月6元，所以饭菜很一般，早上粥菜几小浅碟，大多是红乳腐，油氽黄豆，酱罗卜之类，很快三碗粥下肚，碟里一扫而光，于是常向设摊的员工再买些酱黄豆之类补充，即使如此到中饭时早已腹中空空了，中午饭及晚饭的菜油水也很少，所以后来同桌大家想法集资添只炒年糕之类，以资改善。据说王校长说过，吃得学校里的饭菜就全国去得了。这的确是有远见的。我到现在生活上要求不高，对菜的好坏很随便和前后共八年半的住读生活有很大关系，要感谢王校长的栽培。

每学期考试后学校都要发榜，公布各生考试各门功课分数并排列名次，虽然我的成绩不坏，但从未得到第1，仅在毕业的教育局会考时，才有幸获得第1，并发布在时事新报上。当时我以第7名考入交大电机系，并以第1名考取浙大电机系。我达到了进入交大的目标，放弃了浙大。

当年的两个第1名有金榜题名的感觉，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母校南中的栽培。

光阴如箭，离开母校忽已73年，今年虚龄已93岁了。虽已风烛残年，但青年时期在母校练得的身体还较强健，在母校八年的住读生活实在印象太深，常在脑海里映出当年的画面来，真情感自然至亲，但对母校贡献很少，心中有愧。老同学谢树森当年与我对门寝室，5月4日匆匆仙去。这迫使我感到要赶写一篇回忆文章略表我对母校难解的情结和一些感恩的思念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