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中学高中毕业后，我在新成区团委工作，入了党，1954年，中央决定调干高考，培养五年计划的建设人才，经组织动员、保送，我怀着将来做一名军事工程师，为建设强大国防而奋斗一生的抱负，考取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先预科一年，后转入装甲工程系（四系）坦克专业学习，任班长。期间，有一学期，因各科全优，获系嘉奖。由于抗洪修松花江大堤、反右、大炼钢铁、反右倾等而延长学制，到1960年毕业，留坦克教研室参加教改数月，后分配在京军委装司军校处任参谋，具体工作是联系装甲兵几所技术院校，了解有关技术课程的教学大纲、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方法、教学改革等情况，协助首长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当好参谋，后又参与1964年大比武培训尖子的工作，并随许光达司令员到安徽三甲搞装甲兵大比武。在四年中受到装司两次通令嘉奖。1964年到南口坦克修理部队当兵代职，任副连长。1965年到湖南大庸县搞四清运动近一年，对农村、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干部情况有了较深的认识，很受教育，感慨甚多。

暴雨欲来风满楼。1966年5月，紧急撤回北京，学习《林彪委托江青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批罗瑞卿的文件，中央5.16通知等。开始了史无前例、无法无天、长达十年的全国大动乱——“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被派往驻装甲兵工程学院的“文革工作组”，不久风云突变，莫名其妙地被戴上了执行“资反路线”的帽子，仓促撤回。我被调到接待院校师生的办公室工作，安排他们的吃、住、行、串联等保障服务，并组织他们分批参加几次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以及叶剑英、陈毅、贺龙、徐向前四位元帅接见十万军队院校师生的盛大活动。1967年初，我被派到右安门北京第二工学院军训工作团工作组（三支两军），对学生实行军训，任64级指导员、支书，做艰苦的思想工作，促进各派大联合，“复课闹革命”。1968年2月，我被评为装甲兵学活学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出席六兵种的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那年国庆节，我还应邀上了天安门的观礼台。不久，开展清队、整党、审干运动，我因在南洋中学的日峰社（入党前已交代清楚）、在内蒙工作的胞弟被打成“特务”、香港的亲戚关系等几个问题，又被审查了一段时间。

“文革”中，林彪说军队院校111（所）有妖，不少干部、教授、教师被打成“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等等，还些人还被迫害致死，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装甲兵院校大部分被撤销，许多教学设备被破坏，许多重要图书资料、进口书籍在反对封、资、修的名义下被焚毁，说这是一场新的焚书坑儒，不为过也。装司军校处也被撤销。院校许多被称为“三门”干部和“臭老九”的教师，还有被“群众专攻”的“牛鬼蛇神”统统被赶到地处湖北襄阳县劳改农村的装甲兵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69年春，我也调到五七干校，从事生产管理，装配修理农机具，并参加大田农运动。1969年秋，林彪一号命令下达，在四机部第三研究所工作的我的爱人和三个幼小的儿女突然像逃难似的随军列（火车）被疏散到五七干校，我们一家被安置住在以前劳改犯住过的破平房中，爱人被安排在食堂劳动，还要照顾3个幼儿。1980年春，我又被派驻襄阳地区储运公司搞“三支两军”任军宣队副队长、副支书，搞“一打三反”、“抓革命、促生产”将一年。

1969年初的珍宝岛战斗中，我军缴获了一辆T-62坦克，经解剖，发现它比59式坦克有许多先进的地方。不久，装甲兵成立五种新型装甲战斗车辆科研会战办公室——二四会战办公室。1971年初，我奉调到京，参加会战办公室组织计划组工作（家属随行）。经过装甲兵和五机部厂、所许多科研人员和工人约三年多的艰苦努力，先后设计、研制、生产出我国第一代新型主战坦克、轻型坦克、水陆坦克、轮式装甲运兵车、履带式装甲运兵车五种样车若干辆，并进行各项初步试验。我曾参加过南口超速脱壳穿甲弹试验、南口和硕放机场夜视仪试验、水陆坦克太湖试验、装甲车道路试验等。在此期间，我曾与曾秋明等共同编写出版了一本专著——专门论述外军现代坦克技术水平和发展趋势并附许多坦克图片和技术资料的《外军坦克技术资料》，约二十万字，供各科研、工厂、坦克部队参考。“9·13”林彪自爆事件后，科研会战受到影响，1972年暂停。

1975年，邓小平复出，整顿军队，恢复军事院校建设，我又被调到石家庄，参加筹建装甲兵学院的工作。

1978年春，中央召开科学大会，科学的春天来到了。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装甲兵也筹备召开装甲兵科技大会，我又被调到装司搞筹备工作，到工厂、研究所调查了解科技革新项目、成果，协助审查表彰、授奖项目。科技大会结束后，装甲兵首长黄新廷、莫文骅等接见全体人员，并合影留念；不久中央领导邓小平、华国锋、叶帅、聂帅等接见装甲兵科技大会、工程兵科技大会等全体人员，我有幸也受到接见，并与中央首长合影留念。

1978年10月，我申请转业回沪，安置在七院上海704研究所（原海军舰船设计研究所），先后在四室、五室、试验检查与标准化中心，担任领导工作，后获高工技术职称，1990年退休。退休后，发挥余热，先后参与编写《静安区志》、《卢湾区志》部分章节。后又参与《上海年鉴》的编篡工作，至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