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树备，49届校友，曾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公使，临时代办，中共中央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海峡两峡研究中心主任，全国政协第八、第九届常务委员会委员，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现为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名誉院长，客座教授，海峡两岸研究中心顾问。

我还清楚地记得：1943年小学毕业的我，进入盐业大楼，一级一级地攀登楼梯，在涂着黑漆的用长而窄的木板钉成的书桌上，参加了南洋中学初中部的入学考试；此后的三年，我一直在宛平路的分校上课。狭小的教室、拥挤的座位，同样是已经斑驳的黑漆长条课桌，不要说没有运动场，就是课间休息，由于天井狭小，也只得走出校门，在马路边透透空气。

抗战胜利了，搬回了日晖港原址。我们不仅有了宽敞明亮的教室，在教室楼群的东侧，有可以踢足球的大型运动场，在西侧有藏书丰富的漂亮的图书馆，南侧是摆满了显微镜和化学实验设备的实验室，北侧是花木扶疏的校化园，一条幽雅曲折的小溪流经校花园直达校门入口处。我就在这个安静的校园里，渡过了三年的高中学生生涯。直至1949年5月，已经逼近上海的解放军炮声，打破了校园的宁静，学校宣布暂时休学，我才离开学校。上海解放后，曾经回校进行高中毕业考试的补考，但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回到这个给我深刻影响的母校。

南中给了我知识。记得教中文的，有严肃的葛老师、善言的费老师、和蔼的陈老师，他们都有很好的中文学养。学校从交通大学、南洋模范中学请来了化学、物理、数学老师，在高中的后期全部采用英文的物理、化学、数学课本。教我们英文的是一位侨居国外多年、英文很好的长者。

不仅如此，南中还对我一生的人生道路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上海解放前的几年，越来越严重地处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高压下。但是，校园里，仍旧有着相对宽松的环境。在学校住读的我，课余常到楼上是女生宿舍、楼下是部分单身老师宿舍的一位历史教师（很对不起，我忘记了这位勇敢、可敬的老师的姓名）的卧室里，偷听从延安广播的揭露“四大家族”和介绍解放军内战中节节胜利的新闻。英文除了课本外，老师还把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密勒士评论报》作为补充读物。正是在这本英文杂志中，我了解到解放区在物资极缺乏的情况下移风易俗、乐观健康的新的生活岁月。同学间私下流传着进步书籍，我记得《论联合政府》、《大众哲学》、《西行漫记》等书籍，就是在当时读到的。与我密切相处的同学中，有被称为“和尚”的蒋菊龄（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党员），还有胡逢云、陈勤康，原来他们是地下的YP（新青团员）。有一位要好的同班同学刘巽演，听说他参加了志愿军、抗美援朝，虽然多方打听，但始终没有他的信息。在这样的氛围里成长的我，在上海解放后，就与林学渊、蒋菊龄、胡逢云、陈勤康等一起，参加了青年干部训练班，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

几十年过去了，母校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但我相信：良好的师资、优良的学习空气没有变；引导同学们建立正确的人生方向的氛围没有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