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童年是很不幸的。他不仅很早就失去了母亲，而且从小跟着贫困潦倒、四处奔走谋职的父亲颠沛流离，吃尽苦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于战败后被迫割让台湾、澎湖，当时祖父正在澎湖清军中供职（做的是庶务一类的工作），带着父亲仓皇逃回上海。不久，又带着父亲和叔父北上京津，仍在清军中供职，但待遇肯定很微薄，因为据父亲后来告诉我们，这次他有幸进了袁世凯办的陆军小学堂，拿的津贴竟比祖父拿来薪俸还略多。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父子三人又被迫逃难回上海，途中又吃尽千辛万苦，在黄河渡口差一点就把年幼体弱的叔父丢了。这次回到上海，祖父一方面把叔父过继出去，把叔父安顿到了上海浦东的顾家；一方面就要父亲到商行当学徒，好自谋生计。十五、六岁的父亲不愿意，一心只想读书，经人介绍找到了南洋中学的校长王培孙先生。经过面试，王先生同意接受他免费入学，还答应根据成绩给予奖学金待遇。父亲读书努力，在南洋中学一直名列前茅，靠奖学金完成了中学学业，成为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而培孙先生，则是他终身敬爱的恩师。

父亲从南洋中学毕业后，还是由王先生介绍，到上海郊区的南汇县的明强小学去教书，条件是只要教学有成绩，两年后可得到资助去美国留学，为父亲此后的道路打开新的前景。因此，当祖父逝世以后，父亲要在上海安一个新家，肯定还是要依靠南洋中学，依靠王先生。龙华路八八二弄二号，是王先生的家。小时候觉得那是好大的院子，养着他心爱的许多小动物，有山羊、兔子猴子、鸽子、小哈巴狗等等。他没有儿女，收养着几个年轻女孩子，有一位女管家和几名仆人，好象还辟出一、两间房子作学生宿舍。我们家就在八八二弄三号，但只占用了大半；其余的则是南洋中学的教师宿舍，近年来也做过学生宿舍。我们姐弟五人，理所当然就基本上按着两年一个的顺序，一个接一个地进南洋中学读书。

南洋中学的学制，应该说是七年制，即预科一年，初、高中各三年。我们家只有大姐读完了全程。因为她是南洋中学第一个读完全程的女学生，南洋中学校友会还特意送给她一个小小的银盾，上面刻上“特立独行”四个字。在我们小孩子心目中，校友会都是些大人物，竟给她这么高的荣誉，觉得她真是很神气！二姐则读书比较吃力，南洋的课程太重，读到初二就转学了。三姐读到高二，我读完初三，云弟刚读完预科，就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全家离开了上海西去。在意思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家回到上海，磁弟还是一度进了南洋中学。周家两代人，竟有七个在南洋读过书，至少有六个直接听过王先生的课。王先生对父亲的影响尤其深。1946年父亲从西南回到上海，当时有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是东北鞍山的铁矿，一个是台湾的煤矿。这时东北的内战已在酝酿中，父亲去看望王先生，王先生引用《论语》（这是他一直亲自讲授的课程）上的话说：“乱邦不入，危邦不居”。以后父亲就带全家都去了台湾。

我在南洋中学读了四年。现在回想，首先是预科对我作用很大。小学我在附近的晖桥小学，这是基本上是一所乡村小学。虽然我一直成绩不错，实际上我还不懂得用功。进了南洋，大姐老是对我说不可能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了，意思是说这一回才能看出你有没有真本事。预科的课程设置很特别，每周36个学时，只开三门课，叫做国、英、算，就是现在所说的语文（包括写大、小楷）、英语和数学，三门都是基础的工具课。尽管因此我损失了学习全面发展的许多课程的机会，但这些工具课的确为今后的学习打下了比较牢实的基础。整个四个我学了许多古文，预科读《论语》，初一读《孟子》和《战国策》，初二读《左传》，初三读《史记》，外加许多文选，古文的基础打得较深，大家都能以文言文写作文，这在其他学校是少见的。英语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可能是他的原著）和《天方夜谭》故事，还有很重的文法课，要背许多文法规则，这也是使人受益非浅的。当然，到了初中，就有了史地、理化、生物等课，还有少量的美术课（画的是国画，我老是不及格），但没有音乐和体育课。语文课也不接触新文学，也完全不教古文的诗词。

但是当时南洋中学的课余活动仍然是十分活跃的。图书馆有丰富的藏书量，包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和其他新版书籍，可以接触到不同的文学流派和各科知识。有一个很大的运动场，听说为了争取一早起来踢足球，那些高班同学晚上竟搬了铺盖到场上球门底下睡觉，把守场地。学校每学期都有一次运动会，全校停课三天，是我们学生的盛大节日。为此课余的体育锻炼也是不断的。还有自发的壁报琳琅满目，游艺会上的乐队演奏悠扬动听……。从我现在这些片断的回忆可以推断：当年南洋中学的学生宿舍里一定是人才云集，弦歌不断，也证明王培孙校长的教育思想有其开放的一面，他的严格教学是完全适度的，是留有充分的余地供学生们自由发展和成才的。只是我当时年龄偏小，又是走读，接触面太小，找不到更多的实际例证。最近在校友通讯上看到，著名作家巴金先生也是南洋中学校友，算是有说服力的一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