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8月，我考进了宛平路的南洋中学初中第二部。1952年夏天又考进了南洋中学高中部，虽然离家很远，我因为确实喜欢南洋中学，不愿意转到其他学校，坚持走读了三年，直到毕业。就这样在南洋中学的三个分部读了五年，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

五十多年了，我一直怀念南洋中学教过我的老师们。 我的作文成绩一直不好，但教过我语文的费赞九、薛清平、陈子彝、邵子敬等老师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我代数的王光烈老师、教我三角的赵善继老师、教我几何的张敏智老师帮我打下了很好的数学基础，使我毕生为之自豪。1955年高考时，我只用规定时间的一半就考完了数学，并且得了满分。
    我的数理化成绩都很好，体育却特别差，是汪文源老师的重点帮助对象。当时我不喜欢穿运动鞋，上体育课时也总穿一双翻毛皮鞋，他老用上海话叫我“老开皮鞋”。掷铅球时总要提醒我：“不要砸到你自己的脚尖！”。
还有蒋孟起老师、王爵淦老师、……
   德高望重的王培孙老校长没有给我留下记忆。1953年，尽管当时对他有许多负面的、不真实的评论，我还是和许多同学一起自发去殡仪馆参加了老校长的追悼会。我的记忆里只有代校长徐镜青的形象。每当有客人来时，他总会叫一句“银海，倒杯白开水（他念作许）！”

1955年我刚要毕业报考大学时，学校领导找我们十几个同学去开了一个会，说是已经推荐我们报考（当时叫“保考”）北京航空学院。同时发给我们高考报名表，我当时就填报了“第一志愿：特种工业类：北京航空学院”。记得后来和我一起考上北航的有飞机系的周建国、陈喜滨、曹鸿达、贾忠南和发动机系的严名权、王树卿、陈耀德、王震宇、邵光瑜等。
    当时我只有十六岁，没有出过远门，自理能力很差，胆子又小，家里大人就把我托付给周建国照顾。以后我就一直跟着他。很多同学不记得我们的名字，只记得我们的外号，他叫“老四”，我叫“小四”。毕业以后，我们各奔南北，再也没有见过面。十多年前，当我打听到他的联系方式准备和他联系时才获悉他已经仙逝。
   我1960年9月被分配到南昌320厂设计室（现洪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飞机设计研究所）任设计员，参加了初教6等机种的设计和试制。
   “文革”期间，我遭受极其残酷的迫害，在“牛棚”里待了两年零九个月。1971年底恢复工作后，继续任设计员，参加了强5、歼12等多种机型的设计和试验。同时刻苦学习电子技术，1972年在半年业余时间里用一个5英寸阴极射线管、十几个电子管和其他元件装配成一台土电视机。在南昌那个落后的地方，很多人从我这里第一次看到电视。
   1986年开始努力学习英语，并最终通过了考试。1988年被原航空工业部任命为农林5型专业飞机型号副总设计师。
   1992年，我被原航空航天工业部选派为访问学者，先后在美国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Northridge和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的航空航天工程系待了两年零十一个月，负责指导低年级学生的高低速风洞试验、飞行模拟器试验和毕业班学生的毕业设计。1999年，我从洪都集团公司退休。退休后以计算机专家的身份被洪都集团公司返聘，参加中埃（及）合作生产K8E飞机项目工程的技术工作。

2003年初。我辞掉返聘工作，移居深圳，和女儿一家一起生活，安享晚年。还义务担任“麒麟花园英语角”的主持人，帮助邻近的年轻人提高英语听说水平。
   最后，我把在深圳房网论坛上的签名作为结束语：
“时光荏苒，忆青少年时之坎坷岁月，中年时之努力奋斗，历经七十年人生之酸甜苦辣，俱成过往云烟矣。今日仍有一息尚存，能在深圳安度晚年，实乃大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