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痕，在我身上已刻下七十来圈“年轮”。回首往事：青春求学，负笈苏联，初任总工，涉足援外，重塑“中图”，回归出版，老骥伏枥，甘作奉献……这一幕幕情景仿佛一部宽银幕影片在不断地闪回。我们这一代人，为了报效祖国，献了青春献终生，无怨无悔。每想到这些，感到内心非常充实，人生非常有意义。愿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献给年代的一代。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我考入上海南洋中学高中班。解放前社会混乱，民不聊生，我作为一个普通少年，思想上毫无抱负，学习不用功，喜爱运动打球，学习成绩较差，一直处于中下水平。

解放后，党在中学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建立了党团组织，教育广大学生关心国家建设，努力学习功课，多做社会工作，为报效国家做好准备。我暗暗地下了决心，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学习水平也要迅速提高。当时，在中学学习十分不稳定，经常动员学生弃学到社会参加工作。1951年学校动员学生报名参加抗美援朝，当时作为班长认识到必须带头，于是说服外婆，决定报名参军。没有想到负责体检的犹太医院在心肺图上写了“心脏扩大”的字样，参军未被录取。1951年，我作为学生代表参加了上海市常熟区政治协商会议，会上又被选为区政协委员，这是我的第一次“参政”。

在高中的三年，我的人生观有了很大的变化，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高中毕业时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机械系。

入学伊始，首先遇到的是专业的选择。     系里动员党团员选择比较艰苦的专业。经过考虑，选择了环境条件恶劣的铸造工程。我努力学习基础课程，特别是对感兴趣的数学、力学下了很大的工夫。当时，国家派留学生到前苏联学习，在大学生中选拔，一班挑选1～2人应试，经考试和政审，我被录取选入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班学习。

留苏预备班的学生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政治素养好、基础扎实的优秀生，学习的主要课程是俄语。因为从小学英语，对俄语从来没有接触过，唯一的选择就是加倍的努力，刻苦学习，结业时成绩在班上比较出色。

1954年10月，我被分配到苏联哈尔科夫矿业学院机械制造系学习。在苏联的五年时间里，学习了五十多门课程，全部取得了五分，学校给我颁发了全优成绩的毕业证书，获得了工程师的学位。

五十年代初能够到苏联学习是十分令人羡慕的。在苏联学习期间最大的收获之一是培养了助人为乐的精神。当时国内派了一批工农兵学生和高中毕业生留苏学习，由于他们的俄语和基础知识较差，上课不能完全听懂，学习比较困难。我是出自内心愿意帮助他们，利用自己宝贵的学习时间和业余时间，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们复习。每当看到这些同学学习有了进步的时候，感到由衰的高兴和欣慰。

在苏联的五年，是我一生中的重要里程碑，我不仅学到了门类众多的科学知识，培养了自己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懂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政治经济学的有关知识，锻炼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各种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并具有一定的深度，这对以后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9年毕业回国，我与俄专同班同学郭秀珊结婚第五天后，就开始了漫长的两地分居生活。我被分配到河南省洛阳矿山机器厂设计科工作。

艰苦的生活并没有把我吓倒。对工厂的设计工作熟悉很快，一上班就能独挡一面。我参加了鞍钢大型冶金设备的设计，组建了工厂的产品实验室，主持了连续铸锭的设计。工厂的任务十分繁忙，经常加班加点，特别是节假日，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重大设备的设计，要求计算准确，丝毫不能任何差错，关键尺寸就是差0.1毫米也不行。艰苦的环境、繁忙的工作磨炼了我吃苦耐劳的意志，培育了克服困难的毅力，养成了周到考虑、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在任何困苦的条件下能坚守岗位、任劳任怨、毫无怨言。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三年，我多次被评为科级先进工作者，1962年度被评为厂级先进生产者。

1963年，为解决长期两地分居，组织照顾我调到北京一机部三局工作，主要负责援外设备设计制造的组织管理工作。

在六十年代，我国的援外任务比较繁重，工作庞大，如坦赞铁路、朝鲜地铁、阿尔巴尼亚冶金联合企业等，主要是提供给第三世界国家。援外的大型成套设备工艺十分复杂，许多设备要试制，有的还要建立实验厂进行工艺试验。

作为在部机关工作的一名知识分子，尽管级别很低，但承担的却是十分重要的工作。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年代，工厂均处于半停产状态，要按时完成援外任务是极其困难的。在部机关内只留下10%的人员组成小班子搞生产。我十分幸运被分配去搞生产，人少业务多，工作繁忙，主管的业务范围也比过去广泛。

方毅同志是最早恢复领导职务的部长之一。在这个特殊期间，也有机会代表部参加全国性会议，从而有幸结识了方毅同志。

作为一位原则性强、懂科学、为人正直、平易近人的好领导，方毅同志和蔼可亲，关心和尊重知识分子，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愿意与知识分子交朋友，热爱科学，重视人才。每次和他一起到外地出差，他总是与我谈心，有时还提出和他住在同一个房间，以方便商谈工作。他的严谨的工作作风，认真的科学态度实在令人钦佩。方毅同志的崇高品质我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对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72年参加了中国政府冶金代表团访问了阿尔巴尼亚。这是我留苏回国后第一次出访。在代表团成员中，只有我是唯一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普通群众，并与阿方的部长们进行了专题会谈。经过日积月累，我的思维逻辑和组织管理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多年来的愿望。我是1952年入团，但入党的愿望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很难实现。长期作为党外积极分子，经常列席支部讨论新党员的入党问题。像我这个重业务、阶级斗争意识差的知识分子，那时要入党是难上加难。

1976年初，我是最后一批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一年，被分配到养猪班。平时每天喂粉碎饲料、喂猪、掏粪池、清打猪圈，有时还要负责配种。小猪成长较快，8～9月就变成大肥猪。经过一年的实践，基本上学会了猪的饲养全过程。

1976年8月下旬，我在干校湖边用长叉捞水葫芦，由于用力过猛，把腰扭伤，弯成九十度，无法站直。当时，在干校没有条件去看医生，每天只能弯着腰照常上班劳动。不久，毛主席逝世，领导派我代表干校五七战士回京参加追悼会。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顺便可回家看看。在追悼会上，我一直弯着腰站在天安门人群中。这腰肌劳损直至2～3年后才逐步恢复，至今还不能用一种姿势站着，否则腰一下子是直不起来的。

1976年10月，中央粉碎“四人帮”。我是多么激动和高兴，这是回国后十多年来第一次从心里感到痛快。

粉碎“四人帮”对我来讲是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重大转折。方毅同志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后不久，即调我到国家科委工作。我积极参与了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工作，组织制订全国空间摇感技术的发展规划，筹备申请我国参加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争取到了联合国200多万美元的无偿资助，组建了国家遥感中心并担任第一任主任，把全国遥感力量组织起来，积极开展中外科技合作，落实国内项目的经费，为我国的遥感技术的迅速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由于工作的调动，要求不断学习新知识。做到边干边学，干一行，学一行，爱一行。在工作中特别注意调查国内外科技发展情况，收集信息，通过充分的论证，制订符合我国实际的发展规划。为组织项目的落实，努力把全国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扬长避短，发挥各自的优势，从而取得了一批又一批的科研成果，遥感技术科研项目多次获得国家科技成果奖，缩小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与欧美国家来往日益增多。随着中外科技合作不断发展，出国访问和接待外宾日益增多，我下决心一定要把英语学好。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学英语，就是上洗手间时也不放过。1981年在泰国曼谷召开首届亚洲遥感国际会议，我作为团长要做国家报告，讲稿请人翻译和录音，我反复听，反复念，会前每天在家念5～6遍，直至深夜。这样终于在国际会议上首次用英文做了国家报告，并流利地回答了提问。在平时日常工作中，经常接到外国来信，我从不让人翻译，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在与外宾会谈时，尽管当时英语说得不流利，但是坚持硬着头皮自己说。这样日积月累，基本上能用英语交谈。20多年来，参加过国际会议30多次，我对英文讲稿一直是用心准备，至今还是会前坚持练习，用字典查重音，努力说得顺畅，为中国人争光。

1977年我被任命为副处长，1978年批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长期以来的夙愿。1979年任处长，1982年任命我为新技术局总工程师，1983年评为高级工程师职称。

在国家科委从事科技管理，组织和协调就成为我工作的重要内容。

1984年9月，国家科委决定派我到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任总经理，一干就是十六年。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是一个老公司，当时在一个大杂院里办公，条件差得难以想象，几乎没有一块像样的地方，房屋实在太简陋，真不像带有“中国”字头的大公司。中图公司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区”，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很多，干部职工情绪很差，一大堆问题亟待解决。作为新上任的总经理第一件事是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查找一系列的业务数据，去伪存真，抓住关键，尽速提出改革方案，并对重大问题作出统筹安排，逐项分清轻重缓急予以解决。

干部问题是企业发展的关键。为解决中层干部年轻化和专业化，在每年吸收一批应届毕业生的同时，积极鼓励在职的年轻同志学习，组织计算机、外语等专业培训。

组建国内外分支机构的网络，实现全公司集团化管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在很短时间内，中图公司在国外建立了美、英、德、日、俄五个分公司，国内建立了上海、西安、广州、深圳、大连五个分支机构。国际上组建了109个国家的书刊出口体系，国内在44个大城市建立脱离邮局的直接送货网络，涉及用户一万多家。1988年公司就投资1000多万元实现了计算机管理。在市场竞争中，以价格、速度、服务取胜。中图公司当时已是国家进口海外书报刊资料和音像制品的主要渠道。

国家科委原打算让我去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调回委里，后因难以脱身，1986年任命我兼任国家科委委员，以示信任和重视。

为建立一整套现代管理制度，公司从1985年就改为企业，1996年改为集团公司，实行董事会领导机制。

中图公司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实践，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经国务院批准，1985年起公司主力的每两年一届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国际音乐音像博览会，每届图书博览会的开幕招待会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有1500位国内外宾参加。受上级主管部门委托，公司每年都要组织全国出版界到海外参加国际书展。1993年我率中国代表团110多人到荷兰鹿特丹举办中国文化节，1994年以主宾国身份率80多人代表团参加日内瓦国际书展。1993年我是祖国大陆最早访问台湾的一名出版工作者，1994年我率团组织全国出版界共99人到台北举办“大陆图书展览”，首次实现了海峡两岸出版文化的双向交流，取得了完全成功。

我在中图公司任职十四年。在党政领导班子的大力协同下，通过全体干部职工的不懈努力，全公司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与我刚上任时相比，全公司的销售增长了7倍，利润增长了9倍多，从1984年到1700万元到1998年增至1.7亿元；固定资产增长10多倍，所有者权益增长20倍。1997年全公司上缴国家各种税收1.27亿元，十四年累计上缴国家9亿多元。

我任职十多年期间里，有三分之一时间是自己兼任党委书记，其余十年时间与三位专职书记搭档。凡是党政一把手思路接近，公司的各项工作开展就十分顺利。公司的各位副经理和各国内外分公司领导是尽力负责的；特别是一批中层干部，年富力强，熟悉业务，有事业心，能独挡一面，积极开拓，领导广大职工精心服务，努力工作，这是公司能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在中图公司任职是我最后的在职岗位，也是一生中最重要、最精华、最有意义的时光。

1998年因我已64岁，科技部任命我担任公司名誉董事长。

我从公司办理退休以后，新闻出版署前后两任署长推荐我到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任职。在2000年1月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上，我被选为中国版协常务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

五年多来，在全国出版界组织评奖评优，人员培训，组织出版社与书商的图书订货，开展行业自律和积极组织参与亚洲、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的交流以及港澳台之间合作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在版协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对外的交流，努力提高中国在国际出版界中的地位，经常在亚太出版协会会议上或中外双边会谈中介绍中国出版业的有关情况，广交朋友，发展合作。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是华文出版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努力加强两岸沟通，推动两岸四地出版界的合作交流，这有助于促进两岸同胞之间的友谊和了解，为祖国早日统一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我四次率团组织大陆出版界赴台举办书展。

在中国版协工作期间，经常有机会与一批德高望重的出版界老领导见面，研究工作，使我受益匪浅。在版协从事日常业务工作的老同志，出类拔萃，手勤眼快，出手成章。在职的中层干部和各位同事，工作认真负责，虽待遇较低，但不计报酬，工作勤勤恳恳，有责任心，中国版协是一个温暖的集体，非常难得。在主席领导下，依靠各位同事，集思广益，做好工作，共同为促进出版业的发展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我现年已70多岁，一定会站好自己好的最后一班岗。

我们这一代留苏学生，经历了建国以后所有的历史进程，度过了不平凡的五十多个年头。尽管多年来风风雨雨，道路十分坎坷，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人生的最高追求和愿望。只有邓小平同志创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才正确地指明了中国前进的方向。我的一生在学校学习了19年，工作至今已46年。在漫长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深刻地体会到人生最宝贵的不是职务高低，权力大小，而是为社会做有益的工作，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这才能体现人生的价值。

使我感到最欣慰的是在长期的学习、工作中，结识了为数众多的国内外知心朋友。由于工作的需要，曾访问过近30个国家和地区，出国次数超过百次，8次赴台湾访问。每当出国访问和到外地出差时，总是能得到国内外朋友们热情的接待。

我感到自豪的一件事，乌克兰总统2003年访问中国时亲自向我颁发了乌克兰总统勋章。

毛主席1957年在莫斯科对留苏学生的讲话，寄厚望于我们这一代人。可以无愧地说，我们没有辜负党的期望。当代的青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幸福的一代。我们殷切希望年轻人珍视来之不易的良好环境，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使中国早日屹立于世界强国之列。

2005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