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我的工作岗位变更频繁。先是代表东吴法学院作停办高校的结束工作，而后转业到华东速成实验学校去任教，该校改组后又进入交大，在工农速成部教数学。过了一年多，交大要内迁西安，我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合并到同济去，二是自选一所中学。

当时交大工农速成部的负责人是陈永丰老师，他常来听我的课，话得投机，成了忘年交。因为同济离我家太远，他劝我选择南洋中学。他曾在南洋教过多年化学，认为此校校风好，出人材，校长王培孙又是位忠厚长者……于是我选择了南洋。不久，调令一到，我就跨进了南洋校门。

广阔的操场、小桥流水、绵延而又曲折的一排排校舍、竹篱代替的围墙、篱笆小洞里还可买到便宜的点心，校外是农田、农舍、野店……南洋的环境确实迷人。至今，这一切还常常在我的梦境里出现。

二

初到南洋，还是教数学。当时南洋还是私立学校，按授课钟点计酬。新教师授课不多，我觉得很轻松，与同组的张敏智、莫春祥、裴勋、杨德芳等老师也相处得很好。

教中学生与教工农干部大不一样。但我很快就适应了新的教学对象。我上课既喜欢聪明好学的同学，也喜欢有点顽皮捣蛋的学生。顽皮学生控制得好，反可增加课堂的活泼气氛。记得教初中数学时，班上有位成开龙同学，手不停，口不停，十分调皮，但他并不笨，也不坏，我用激将法与他取得了默契，每堂课末尾请他上黑板演算或评论别人演算的结果。我把他当作“底线”，他会了，别人一定也会了，我也就安心了。今天，这位成老先生也该六十开外了吧，未知他还记得当年情况否？

教数学不到一年，校长魏行之、语文教研组陈子彝先后找我谈话，要我转教语文。原来陈子彝老师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入室弟子，与我的老师王佩铮是同门，他们之间已经互通消息，认为我应该转教文史。师命难违，我于是改教语文。在此过程中，图书馆里的葛啸庵老师也来“考验”我一下，要我帮他整理古籍一周。葛老师是一位忠厚淳朴而又脾气古怪的老人，在这一周里，我又找到了一位“忘年交”。

三

开始教的是高一语文课。有一件事印象很深刻：当时的区教育局长骆泽民同志连续在我班上听了一个多学期的课，除作文课外每节必到。这对我来说既是鼓励，也是鞭策。

当时语文组里的老教师很多，正是我学习的好机会。我发现他们的教课特点是个性化很强，善于发挥自己的强项，使课堂变得有声有色。比如杨颂华老师的朗读，得自唐文治的真传，回肠荡气，一读百通。每逢公开课，杨老师往往一读惊四座，令人钦慕不已。于是我考虑自己的“强项”何在？——在于“博闻”，涉猎面较广。自忖若广采知识化、趣味化的教材融入授课之中，或许能突出我的教学个性。我为此奋斗了一段较长的时期。

后来我动摇了。我发觉同教高三语文的潘超玉老师，上课质朴无华，讲究“稳”和“准”。同组的刘瑞祯老师也以简洁明快著称，强调课堂上不讲一句废话。他们的教学效果也很好。难道我是哗众取宠了？加了不少调料的菜肴也许反不如原汁原味的好吃！我思忖再三，决定要以“摊得开，收得拢”为努力目标：摊开来要绚丽夺目、美不胜收，收拢去要反璞归真，不留赘余……

四

在那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里，想要专门致志搞教学，原是一种奢望。平日城，或左或右的“折腾”，已经白耗了不少人的精力；不幸，又一场杀伤力更大的“文化大革命”终于来临了。不少老师被赶下讲台，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一切美好的设计、理想，都化作了泡影。漫漫“文革”不仅摧残了南洋中学的近百年基业，更以无知和愚昧毁了一代青年。

待到“文革”结束，我重新走上讲台之后，渐渐地我又看到了光明。我发觉文革摧残了南洋，但摧残不了南洋。在十年长夜里，有一批老师正支撑着南洋，文革后他们更成熟了，更坚强了，他们将是中兴南洋的脊梁。

其后，组织上安排我担任南洋的行政工作。其实搞行政是我的弱项，非常惭愧，在重振南洋的过程中，我出力甚微，而当时各教研组、年级组的骨干老师们才是真正的英雄。记得在南洋最后一年岁月中，由于社会工作太多，连语文组也照顾不周，全仗李晓梅等老师顶着，至今还留下说不尽的歉意。

从1955～1983年，在南洋呆了近30年，最甜蜜的记忆是课堂、是教研组会，一张张笑脸、一场场争辩，历历在目，宛然如昨。除了甜蜜的记忆，还有深深的愧疚：由于浅薄和低能，工作不能尽职，有负组织的重托；由于政治认识上的幼稚，对某些同志有过“伤害”，每一念及，犹感于心不安。

这就是我的“南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