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 - 王培孙和南洋中学（附照片）
发布时间：2014-03-24 12:33:09
发布人：系统管理员
信息来源：2012年09月15日 星期六 06版 记忆·文汇周末
点击次数：1,704
南洋中学将早先的教学楼红楼，以铸铜浮雕的方式做成照壁，勉励师生爱校爱国，传承南洋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线阅读： http://whb.news365.com.cn/ewenhui/whb/html/2012-09/15/content_42.htm#
在线阅读： http://whb.news365.com.cn/ewenhui/whb/resfiles/2012-09/15/wh12091506.pdf
黄浦江畔的南洋中学是一所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底蕴的百年名校。翻开南洋中学的历史，实可谓星光熠熠——文学泰斗巴金、国际摄影大师朗静山、中国杰出外交家顾维钧、辛亥革命元老抗日烈士朱少屏、中国近代植物学开拓者之一的钱崇澍、中国现代物理研究先驱者之一的饶毓泰、中国植物生理学创始人之一的罗宗洛、被公认为“现代岭南派建筑的一代宗师”的余峻南、“远东第一铁门”足球名将张邦纶，还有周仁、黄葆同等十多位中科院、工程院院士，几十位大学校长及社会各界精英，均出自南洋中学。
1896年王柳生开办育材私塾，其办学宗旨就是：“他日学有成效，由官长咨送大学堂考验，用备折冲御侮之选，其有补于自强大计者……”。其侄王培孙接办后改名为南洋中学。据史料记载，光绪帝曾传旨嘉奖南洋中学；1915年，北洋政府以王培孙校长办学卓有成效，特颁嘉禾勋章。著名教育家吴稚晖赞道：“培孙先生卓然有特识，南洋之名始终与中学连接，尽有改大之可能而不屑改，其足可以称中国之伊顿也。”所谓“伊顿”，即英国伊顿公学，它是世界公认的一所最优秀的中学。
解放后，南洋中学成为第一批公立学校，1962年被定为重点中学。1977年后，学校在“自主、求实、俭朴、好学”的校风引导下，不仅传承了科技与人文并举的教育特色，又在心理健康教育上取得明显成效，还开办了攀岩课。如今，随着徐汇滨江“西岸文化走廊”的打造，学校新时代的发展蓝图已经绘就，黄浦江畔投资2.7亿的整体改扩建正在进行，又一批新南洋人开始在南洋的历史篇章上铺宣着墨……
“我是南洋公学第一个学生”
王培孙名植善，字培荪（培孙），1871年（清同治十年）出生于江苏省嘉定县南翔镇走马塘西的王信义堂。王氏祖籍山西太原，清乾嘉间移居沪上，从经营索业（船舶上所用绳索）起家，成为上海的江苏帮沙船业四大船商之一。王培孙自幼接受旧式教育，家延西席（塾师）课读，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考中上海县秀才。入学不久，祖父病故，家道中落，他得浙江巡抚廖寿丰的推荐，进入江南制造局任事。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国运日衰，王培孙遂绝意于科举。1897年，考入刚开办的上海南洋公学师范班。由于王培孙当时住处窘迫，监院福开森还特许他第一个入校（当时南洋公学的校舍也正在建筑中，王培孙暂居校门对面的丝厂内，还兼任校舍建筑的监工）。师范班的同学还有吴稚晖、林康侯、章宗祥、沈叔逵、金邦平等。后来王培孙每与人谈起他与南洋公学（后来的上海交通大学）的关系，总要说：“我是南洋公学的第一个学生。”等到他接办叔父王柳生的育材书塾后，改校名为南洋中学。人问其用意何在，他说：“君子不忘其本，因为我是南洋公学的学生嘛！”
助蔡锷 救陈其美
1898年南洋公学发生学潮，王培孙离开了南洋公学，此时的王培孙，正当青年，意气风发，大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气概。他结交天下有志之士，共探强国之路。此时正值戊戌变法开展之际，王培孙与狄楚青（平子）在上海福州路合办开明书店，出版物以翻译日文政治、哲学为主，鼓吹民权立宪。不久，慈禧太后重出“训政”，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王培孙仍然积极支持热血青年唐才常等的救国行动，开明书店即是唐才常所办东方译社出版物的印刷发行所，为唐的政治活动摇旗呐喊。1900年7月26日，唐才常又在上海张园邀集沪上名流召开“国会”，推容闳、严复为正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王培孙出席了此次会议。唐才常还组织自立军，联络长江一带哥老会，创立富有山堂，印发“富有票”，以龙积之、狄楚青为上海支部首领，王培孙也加入了富有山堂。1900年8月，自立军准备在湖南、湖北、安徽等省以“勤王讨贼”为名，发动武装起义。不料，起义失败，唐才常在汉口被杀害。参加起义的蔡锷、范源濂逃到上海，王培孙为他们准备行装盘缠，使他们顺利东渡，前往日本。
王培孙的叔父王柳生早于1896年在大东门的王家祠堂“省园”，开设了上海第一所民办的新式学校“育材书塾”。1900年，柳生先生以南翔公益事繁，将育材书塾校务正式托付王培孙接办。王培孙一面办学，一面仍在开明书店任职，并每天在福州路奇芳茶楼以品茶为名会见维新派流亡人士，而“省园”亦成为“沪上群彦出没之地”。1904年，王培孙到北京，目睹清政府的愚暗腐败，民怨载道，知爱新觉罗王朝已病入膏肓，终将灭亡。从此他放弃了一切改良主义的幻想，决定致力于教育事业，欲启迪民智以救国。1905年，王培孙与吴怀疚赴日本考察教育，在东京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11年11月3日,上海革命党人在光复上海时,策动商团和军警攻打清军堡垒江南制造局。随军督战的陈其美只身前去说降,为守军所拘。钮永建即率领学生军与王培孙、王引才联系，以滨临黄浦江的南洋中学为出发点，于深夜从黄浦江上发动进攻，配合商团、敢死队向江南制造局发动猛烈进攻。将近江南制造局时，被清军的肇和舰发现，开炮阻挡，遂退。随即，南中教师王引才率在校学生百余人，分乘十艘兵舰（舢板），参加革命军的行列，再度向制造局发动进攻，终于4日上午9时,攻克了江南制造局，总办张士珩仓皇乘船逃入租界。当南中师生进去后见陈其美被绑在凳子上，当即与其他革命者将陈释放。后陈其美被委为革命政府都督后，为表彰、感谢南洋中学师生，向南洋中学捐赠了1000元作为充实图书馆之用；再送了二、三十支步枪，给学校作为学生军训之用。
“其人可称中国之伊顿”
王培孙接办育材书塾的1900年，正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国难深重的时刻。学校也因为学生减少而非常窘困，教员薪水每月只有三四十元，王培孙本人仅支10元，王夫人沈竹书女士兑去首饰以接济办学。在王培孙惨淡经营、艰难维持下，办学成绩显著。1904年，育材书塾改名为南洋中学。1906年，南洋中学与民立中学、三林中学、强恕学堂等五所民办学堂，由清政府商约事务大臣吕海寰奏请光绪帝传旨嘉奖。为了发展学校，有人劝王先生试请官方资助。王先生送了谒帖给两江总督端方，坦言“我是为办学而办学，不图名利，不求做官。”当时有人借办学之名，请求拨款，钱拿到手，学校关了门。而王培孙“我只要分次拨款。”，以示长久办学的决心。端方听了很满意，同意以后每年拨4600两银补助南洋中学办学。
1915年，袁希涛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兼代理总长时，曾电邀王培孙去担任教育部次长，王培孙婉辞不就。后来，北洋政府又以王培孙办学卓有成绩，呈请大总统颁发嘉禾勋章。王培孙笑曰：“连我这样平凡也得了勋章。”因而随意放置，任人玩弄，终于遗失，也毫不在意。
1930年左右，国民党元老钮永建任江苏省民政厅长，为标榜刷新吏治，起用了一批教育界人士当县长。钮曾找王培孙，请他出任苏州县长这个美缺。王培孙说：“我立志办学，还是让我办好这所穷南洋中学吧。”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因王培孙的名望和业绩，想请他当上海市参议员，并于1946年8月寄来了聘书和附表。王培孙即致函原代理校长顾天放：“参议员，我当然不能做，将表付邮送还，或置之不理，均可。”
北伐前后，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有一次来到南洋中学，参观了学校的教学和规模后对王培孙说：“现在南洋公学已改名交通大学，你办学校很有成绩，我在北方办个南开大学，你就在南方办个南洋大学吧。”王培孙回答说：“我才疏学浅，办一所好的中学还有把握，办一所好的大学没有把握。我宁可当一个办得较好的中学校长，不愿当一个办得不好的大学校长。”
首先，他在学制设定上经过多方研究，结合亲自赴日本考察的经验，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确定南洋中学本部设五年制，联属高小行三年制。当时的教育当局，正推行中学四年制，造成大中学课程脱节，中学毕业后还要读大学预科，才能升入大学。王培孙认为四年制不合适，顶住了江苏教育当局的“封校”威胁，坚决执行五年制。在教育上，王培孙倡导“自主、求实”的学风，自订章程，自编教材，不设学监、舍监，鼓励学生自治、自爱；聘请名师任教，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注重各门学科平衡发展。“强调实践学习，是南洋中学的办学特点。”据顾国彪院士回忆，他初三时升入南洋中学。当时老校长王培孙将其一生的积蓄捐献出来，建立了上海最好的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亲手解剖兔子、做肥皂……因此，南洋中学学生的素质相对较高。著名教育家吴稚晖撰文赞道：“近年来我切劝国人勿做大学狂，应知英伦之伊顿，其人之重视同驾牛津剑桥而上也。……惟培孙先生卓然有特识，南洋之名始终与中学连接，尽有改大之可能而不屑改，其足可以称中国之伊顿也。”
身体力行的爱国者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不久，一天，一辆小汽车来到大木桥路的一个叫俞家宅的地方，在几间简陋的茅屋附近停下。车上下来的是上海解放后第一任市长陈毅。他走进茅屋，看望卧病在床的王培孙。临走时，王培孙向陈市长说了句笑话：“你今天是不是来谢我的？”陈市长朗声笑了。“原来王培孙和陈毅还曾有过一段因缘：五四运动后，陈毅要去法国勤工俭学，但出国护照搞不到，于是就通过南洋中学的四川籍学生请求王校长帮忙。王校长问清了情况后，通过关系帮他搞到了一张出国护照。
王培孙是一位爱国者，他主办的南洋中学，始终坚持爱国主义教育，支持学生参加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爆发时，正是南洋中学第15届学生毕业之际，王培孙同意该届毕业生不进行毕业考试而按其平时成绩评出总分，以表示对学生们参加五四运动的支持。他还自编国文课教材，有黄宗羲的《原君》、文天祥的《过零丁洋》、陆游的《示儿》、《诗经》中的《无衣》等诗文。在敌伪统治上海期间，南洋中学校舍被敌伪所占，学校暂借北京路盐业大楼和汶林路“岐庐”两处坚持办学。王培孙不向敌伪登记，不挂南洋中学校牌，拒不参加汪伪的军训和童子军活动，拒领敌伪的“补助费”。他自己避居姚主教路大同坊，潜心校注明苍雪大师《南来堂诗集》。虽体弱多病，但他宁可以芋艿薯黍充饥，不食敌伪的“配给米”。其间，汪伪派来的人常常来纠缠他，请他领衔教育界发表一个拥汪宣言，王培孙大义凛然，严词拒绝：“你可以去告诉他们，我是一个中国人，你不要再来了！”
据南洋中学的语文教师杨颂华回忆，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上海。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下午四时左右，就有一辆囚车押着革命志士呼啸着经校门西去，开到不远的东庙桥路（今名东安路）刑场，枪声响处，志士倒卧血泊中。杨老师当时在日晖桥西区二校任教。有一天王培孙把他叫去，对他说：“今夜九点钟后，有一个人来找你，你找一只学生空铺，搬到你房里，让他过一宵。”说完摸出200元钱，让他第二天早晨当这位客人临走时送给此人，还关照他不要和来人多讲话。那位客人准时来找杨老师。此人中等身材，满脸胡子，衣着朴素，自称姓吴，安徽人，要到东北大学去读书。杨老师遵嘱，不与他多讲话，就安排他休息了。翌晨，杨老师还未醒，这位客人就向他告别。杨马上起身，把王培孙的200元钱送给此人。1950年，一位部队首长带了一个孩子和警卫员到大木桥看王培孙。事后，王校长很高兴地对杨颂华老师说：“你还记得吗？他就是二十多年前我要你让他留宿一宵的那位客人。”
抗战前后，国民党对学校实施党化教育，具体措施包括上党义课、由国民党派训育主任、建立国民党基层组织等。王培孙进行了坚定而又巧妙的抵制。他把英文三民主义作为英语课的补充读物，当局检查时，他就说：“党义课嘛，学生自己都看得懂，我校教英文三民主义，既上了党义课，又能学到英语，不是一举两得吗？”后来上面盯得不那么紧了，英文党义课也不教了。国民党为了要控制学生思想，规定学校要设训育处，王培孙置之不理。后来市党部要派人来校当训育主任，王培孙对他们说：“你们派训育主任是可以的，只不过派来的人要能和我共得好事的，否则两不方便。”他们陆续提出几个人，王校长都不同意，最后只好让步，让王校长自己找一个人报上去。于是王培孙找了一个他们同意的人，但对此人说：“你就担任训育主任吧，不过有一个条件，你不必到学校里来，工资我按月送上，上面问到学校的事，你打电话问我好了。”南洋中学始终没有挂过训育处的牌子，训育主任没有进校，国民党基层组织也就搞不起来。
1946年，蒋介石到上海设宴慰问家乡父老，也邀请了王培孙。王培孙见请柬后对人说：“赫赫者贪天之功，同他吃饭不如在家舒服。”托词年老行走不便，拒不赴宴。
留史量才 救黄炎培
王培孙从办校开始，就聘请大批学识渊博、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来校任教，其中不乏著名学者、留洋博士和大学校长，如马君武、邵力子、丁文江、胡敦复、胡明复等。1903年，刚从杭州蚕桑学馆毕业的史量才来到上海求业，他“阮囊羞涩，仅剩小银八角而已”。王培孙慧眼识才，聘请他来校担任理化教师，并协助校长室的对外接待工作。史量才一直不忘王培孙的知遇之恩，后来担任了南洋中学的校董。
南洋中学内还曾流传着一个王培孙“追韩信”的故事：二十年代初，叶上之应王校长之请来校兼英文课。他是《大陆报》的英文主笔，威信很高，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有一次，他教的班有个学生英文考59分。南洋中学有一条不成文法：国文、数学、英文三门基础课有一门不及格，就不能升级。王培孙对每个要留级的学生成绩都要亲自过目。当他看到此生的其他学科成绩还好，就因英文差一分而留级未免太可惜，于是动笔把59分改为60分，给予升级。开学后叶上之老师发现这个学生升级了，去找王校长，王培孙作了解释，但叶老师并不谅解，一怒之下，说了声“另请高明”便走了。王培孙亲自登门道歉，叶终为所动，答应第二天到校。
辛亥革命时，王培孙和陈其美关系很密切。陈有一儿子在南洋中学读书，一次大考几何，他考不出，而监考老师李传书一直站在他的桌子旁，使他不能作弊。他急了，对李老师说：“你为啥一直站在我桌旁？”李老师说：“我是监考老师，喜欢站在哪里就站在哪里。”陈恼羞成怒，下课交了白卷并跑到教室外面捅了李老师一下。王培孙立刻把陈叫到校长室，严肃地说：“你对老师不敬，我把你开除了。”陈苦苦哀求，说记大过、留级都可以，就是要留在南洋中学，不然没脸回去。王校长坚决拒绝，对他说：“我绝不允许学生侮辱老师的，你马上卷铺盖回去。”陈的母亲也来要求让儿子留校，王校长坚决不同意，后来此生只得转到别的学校去了。李传书老师于上世纪20年代来南洋中学任教，一直得到王培孙的信任，曾担任南洋中学的教导主任。解放后调至松江立达学园，1956年还被评为江苏省优秀教师。
“九一八”事变后，黄炎培先生力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要通缉他。王培孙得悉后，把黄炎培先生接到南洋中学来，藏在图书馆内，学生暂停借书，晚上王培孙常去与他谈时局，校内师生鲜有知者。
临终前捐献珍贵藏书
王培孙既是一位教育家，又是著名的藏书家，他藏书四十余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王氏先人就富藏书，王培孙主持南洋中学后，又与教员汤济沧开设利川书店，以书店之赢利贴补办校经费。在经营中，收购故家遗藏，售出一般，保留其精粹。1919年，在南洋中学东面的理化实验室旁辟余屋数间，设立南洋中学图书馆，内藏王氏先人所藏四部要典及王培孙十余年所收罗的古籍及参考图籍约4000余种，请陈乃乾整理编目，编印《南洋中学藏书目录》。该书书名由当时已76岁的吴昌硕所书，罗振玉题签，石印线装，现存世仅几册。
上海解放后，南洋中学被政府接管公办。1952年，当时的学校主管部门为扩大招生，欲改图书馆楼为教室；以古籍图书非中学生所切需，拟将南洋中学图书馆中王培孙所藏图书捐献国家。这时，已卧病6载、82岁的王培孙，即于9月21日口述致函代理校长徐镜清，对学校的意向“深表意愿”，说：“教育事业是人民的事业，培孙虽老朽不才，无为祖国效劳，因之培孙愿以自己一生最心爱的图书赠予我人民政府领导的人民自己的图书馆。”经学校向当时的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请示批准，1952年11月12日，文化局有关人员来校开始移运图书。第一批共计76700多册，存放于当时由顾廷龙先生为馆长的合众图书馆保存。合众图书馆经过检理，即在所捐藏书中，选取善本200余种，于1952年12月29日举行展览会，邀请专家鉴定。出席者有江庸、柳贻徵、汪旭初、吴眉孙、尹石公、王佩诤、陈乃乾、郭绍虞、赵景深以及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局、上海市图书馆、鸿英图书馆、南洋中学的代表等，一时嘉宾云集，相与评赏。顾廷龙馆长还撰《检理王校长藏书记》以记之。而在全部图书运抵合众图书馆后的第四天——1952年11月17日，王培孙在他大木桥路俞家宅寓所的病榻上安祥瞑目，与世长辞。
今日的南洋中学的图书馆中，仍专辟古籍藏书室一间，里面陈放着捐剩的王培孙藏书以及校友赠送的古籍图书数千册，作为对王培孙老校长的纪念。（本版图片由南洋中学提供）
版权所有：上海市南洋中学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华中路200号 邮编：200032 电话：64031656 Email: sh_nyzx@126.com 师悦科技
沪公安网备 3101040200114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