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野桥畔  办新学占风气之先

在1948年出版的《南洋中学复校特刊》上，乐天居士（即顾因明先生）所撰“南洋中学五十四年之回顾及其将来之展望”一文中有曰：我们一向知道育材书塾是南洋中学的前身，开办在上海大东门王家祠堂那边，最近经王校长谈起育材来历，才知道这个学校，早在光绪二十一年，就由王柳生先生借松江秀野桥左近民房设立……”。

王柳生，名维泰，字柳生，号未叟。祖籍山西太原，清道光时，其太祖辑廷公在沪经营沙船用绳索发家，继而经营沙船运输业，参加漕运，成为上海江苏帮沙船业巨商之一。祖父王寿康迁居南翔。王柳生自幼读书，敏慧聪颖，“精科举业，曾补廪贡生”。青年时因家道中落而辍学经商。

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社会正处于动荡变迁的时代；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内忧外患，时时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国内关心民族盛衰的有志之士，无不为国而忧，为民而忧，多方思变，以应潮流，“废科举、兴学校、育英才”成为救国图强之道。而当时的上海，由于开埠后受西学东渐影响，新式学校陆续出现，如教会办的徐汇、约翰等校，官方办的以西文、西学为教学内容的广方言馆，还有国人办的第一所新式小学——梅溪书院等等。

年轻的王柳生血气方刚，他关心世界之大势，国家之前途，大有指点江山，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王柳生到北京，看到政纲紊乱，政界种种败徵；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败绩，更使他忧心如焚。王柳生遂产生办新式教育的宏愿，欲“倡导青年，屏时文，讲实学，兼习外国语言文字，为他日出力救国张本”。

甲午战争后的第二年，即1895年春，柳生曾以典业加税事在南京。他平素“好上条陈”，向人屡述他的办新学，育人才之策，说只要在旧书塾加课洋文、授算学，“实类梅溪、广方言馆办法于书塾”。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心腹、道台陶森甲闻之，请他写了报告代递“制军”（两江总督刘坤一），不久，总督传下话来，“何妨试办以观成效”。柳生欣然，归而即准备实行他的设想：设立一个“中西学堂”，并向亲友求助，但“无应者，或且笑以洋学堂”。因当时在族中长老们看来，新式学堂是“邪物”，决不能答应。

这时柳生正为金山钱氏经营典业，移家至松江秀野桥，就将此事和塾师王纳善（引才）商量，纳善建议：“先就家塾中延一英文教师加课英文，不立学堂名目，以免洋学堂之见憎”。于是，王柳生就招了亲友子弟十几人，据记载有王荃士、王稚虹、王晋斋、周荃孙、王潜甫、赵月潭、林佩侃、林斐成等，聘请“约翰书院之高材生，慈溪胡可庄先生”为书塾西学教师，在传统的中学教学之外，教授英文、地理、算学等西学课目，此书塾后被称为“英文书塾”。【注】

王柳生的长子王宰善（荃士）后来回忆道：

家君柳生公爰于斯时在松江纠合同志之子弟，创设英文书塾，延聘约翰书院之高材生，慈溪胡可庄先生为主教，授以英文、地理、历史、算学等科目。盖此时社会人士，尚无科学二字之名称。普通均以西学二字概括言之，亦可以占当初之风尚矣。……松江学塾之时，究属风气未开，同学少年，不足二十人，即于翌年将松江学塾停办。

王荃士《对于母校卅五周年之回顾》自《南洋中学建校三十五周年纪念册》

从以上记载得知，“英文书塾”因当时松江地区“风气未开”，经费、生源缺乏，不到一年而停办了。它存在时间虽短，但却是王柳生办新学的首次尝试，为翌年他正式创办育材书塾积累了经验。同时，又是松江乃至江南地区民办新式中学的先声。

王祠省园  创“育材”夺民校之冠

   1896年，王柳生终于征得到族人的同意，在上海大东门王氏宗祠隙地“省园”正式开办了“王氏育材书塾”，并在两江学务处登记备案。王氏宗祠在大东门之北，道光间由太祖文源、文瑞所建。省园在祠西，园中原有曙海楼、慈云阁、退息山庄、傍半亭诸景，山石玲珑、草木扶苏，曲径通幽。当年王氏家族曾在园中设塾，课读族中子弟。

   3月，书塾开课，“四方来者，讲舍为塞”。于是，王柳生利用族中先人出售苏州市房资助族中办家塾的款项，在原退息山庄空地处建筑两层“洋楼”（当时一种西式的有木栏外廊的楼房）七楹（上下七间）。再利用其他园中房屋作为教室，教师办公室，宿舍等等。

育材书塾首先成立了校董会，由李平书、曾少卿、林景周和王柳生组成。林景周为驻校校董，王柳生为“监塾”（相当于后来的校长）。

育材还订立了《上海王氏育材书塾章程》，由浙江官书局刻印，此为民办新式学校章程之首创。1907年《知新报》创刊，再次编入了该章程。章程的编制，主要参考了约翰书院的章程。在章程的序言中，王柳生介绍了他办育材的缘起和目的：

“……爰集族长老，共议于省园设中西书塾，先尽族人，次及外客，似私而实公焉，塾名育材。……，他日学有成效，由官长咨送大学堂考验，用备折冲御侮之选，其有补于自强大计。……爰与胡君可庄、黄君云孙，厘订课程，持之以恒，要之以久，为中为西，交相勉于明体达用之实，愿学者毋鹜近功，毋域小效，是则区区育材之意焉。”

——《王氏育材书塾章程》

按《章程》，“育材书塾”原定设立蒙馆、西馆、经馆，而据后来的回忆资料，实际上办的是正馆（相当于中学）、备馆（相当于小学），先开备馆。学生有王宰善、王守善、王锡善、王柱善、朱葆康、葆芬兄弟、林行规、林佩侃、赵月潭等，还有女生薛锦霞、锦琴姊妹，系教师薛仙舟之兄女。学生年龄长者近二十，幼者十三、四岁，凡四、五十人，分为两班。教师则为胡可庄、黄云孙、王纳善、马君武、薛仙舟、沈瓞民等等。

育材书塾的教育，其正馆课程有“经史、词章、掌故、算学、化学、格致、英文、地理诸课，尤注重国文。备馆课程则是国文、英文、算学等。《章程》上还订有有关学习时间、考试、升级的具体规定，如：

“塾中课程，半日中学，半日西学，一切分班教约各法，由中西师合同商妥而行”；

“凡六星期一小考，分上中下三等，不及分数，并不列下等者，降一级复理旧业。逢歇夏放冬前一大考，屡列上等者升一班，屡降无志者，黜退不录。”；

“凡年终由监塾禀请地方官，察课一次，择优存记，以备将来保送开列”

…………

——《王氏育材书塾章程》

育材书塾还特别注重体操课，王柳生特地在《章程》中附上他撰写的《体操说》，认为：学生进行体操训练，“筋脉流动，气血条达，可以振作其精神，而免疾病，”“寓武备于文教之中，化气质于形骸之表”“今所谓体操者，乃尚文非尚武，乃教让非教争，乃我中学六艺之纲领，经曲之权舆也。”当时育材书塾因校地有限，操场设在校外，每天“学生穿制服，掮木枪，排队伍，堂皇过市，路人聚观”,成为城中一景。（见姚明晖《南洋中学——上海早期的新式学堂》）

当时育材书塾的学生后来回忆说：

“当时母校校名为育材书塾，校址在上海大东门内王氏宗祠，校长先是王柳生先生，旋由王培孙先生接任。校舍除两层楼房及慈云阁为课室及教职员学生宿舍外，另有办公室、膳厅。丽以花园，内有石山、池沼、亭阁、游廊、足资憩息。操场则在校外小南门内城脚隙地，一切规模虽不如现时南洋中学之完备，然在当时已视为应有尽有矣。……”

——（第一届校友）朱葆芬《育材书塾时代民国纪元前九年级一个学生之在校回忆》

   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也于1900年10月，来育材书塾求学过，这时正是王柳生刚将书塾事务托付其侄儿王培孙之后三个月，顾维钧在《回忆录》上描述了书塾当时的情况：

这所学校是一位留日学生王先生按新法办的家馆，课程包括中文、历史、书法、作文、算术、地理、英文和体育，家馆的规模相当大，约有一百名学生，年纪大小都和我相仿，这所家馆和英华书院明显不同，他不设圣经这门必修课，不强制参加宗教仪式，而突出的是学习中文。”

（第一届校友）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

1900年，王柳生受聘为陆军兵工学堂（原广方言馆）校长，他将育材书塾交由其侄王培孙接办，他仍担任育材的校董。此后，王培孙在柳生先生创立的育材书塾的基础上努力发展，教学日精，校誉日彰，于1904年改校名为南洋中学，成为上海著名的民办中学之一。

【注】南洋中学80年代编的校史中，将王柳生在松江办的新式书塾称为“中西学堂”，此名称可能出自姚明晖《南洋中学——上海早期的新式学堂》一文中“……归而即其家塾谋立中西学堂”句。其实，第一，“中西学堂”并非指校名，而是当时指教授“中学”（传统的经史、文学）加上“西学”（英文、数学等）的新式学堂。第二，从姚文所述：此“中西学堂”计划结果因族人反对而未实行，于是听从王引才的建议，在家塾中延一英文教师，不立“学堂”之名。所以，“中西学堂”的校名肯定是没有的，王荃士所称“英文书塾”也只是当时的习称，并非正式校名。总之，这只是一所尝试新式教育的家塾，而存在时间又不满一年，还来不及顾及起名、备案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