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即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南洋中学正处于初创时期,虽然它以第一所国人自办的中学出现在上海已颇有名气，而且因办学有成绩而得到清政府的嘉奖。但是，由于私人办学，学校经费非常困难。校长王培孙每月仅支工资十元,夫人沈竹书女士典质首饰接济学校。有人劝王先生试请官方补助,王先生就亲赴南京，拜谒了当时主管的行政长官——两江总督端方,详呈校中情形，得到端方批准的每年约五千元的政府补助。后王培孙专门撰文记录了此事的经过：

丁未秋，本校垫款日钜，无法维持。余乃具禀进谒前清江督端公方，同进见者凡二十余人。集一室，按名就座，座乃西式，余廁末座。适与公对，而距离甚远。公以次谈事，未及余而送客矣。余亦随众出，走商于某钜公，踌躇久之，比返寓而公招赴晚餐之知单至矣。准时入署，客已齐集。少顷，一员导客入餐室，公已就主人座立。以次肃客入席，余仍末席，而适在公之傍。巡酒及余，公偏赞座客曰，此上海办某校之某君也，乃来求于助我者。我固欲为国家兴学。我知私立学堂，必胜官立。岂有官而可办学者乎？办私立学堂者，苟非骗钱，我必助之。私立学堂多，学务自然发达。民家有子弟，岂不要延师读书。聚多数子弟读书，聚多数先生教授，便是学堂。民家子弟读书，何烦官之代谋，官只须办一二学堂，给民间做个榜样，以为提倡，足矣。官肯补助，则民间人人办学，教育普及，而国家之经费又省。忽顾余曰：“君办学堂甚好。须立志不要做官。官非好人做者。”旋询本校状况，又询每年缺款多少。余约计以对。公曰：“君要我多给款乎？抑少给款乎？多则数万，少则数千，无不可也。”余问：“多给何如？少给何如？”公曰；“多给，我须报部，便不得不派员督办。我才说过，官非可办学者。但我若派员，必无害君事。我去任后，便难说。”我曰，然则请少给款可矣。余又陈说校舍之不合宜，拟谋建筑。公曰：“此后来事。我在任必为君成之，兹姑勿论。”公语止此。后蒙批拨每年银四千六百元。即余约计之缺数也。

这段文字记载了南洋中学历史上的一件重要的史实，也可从这段对话中，看出当时请政府对办新学的态度，以及端方处理公务的才干。而“需立志不要做官。官非好人做者”的教诲，似乎还带有一点幽默。

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匋斋,满洲正白旗人。1882年,端方由荫生中举,此后历任直隶霸昌道、陕西布政使、河南布政使、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端方一生历仕南北,总督一方,在晚清政坛显赫一时,于诸多事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最后在镇压四川保路运动时为新军所杀。虽然史学家对他的评价不一，但他批拨南洋中学每年五千元的政府补助，使学校的办学经费有了保障。不久，南洋中学在外日晖桥新址购地建房，迁入新址，从此不断发展，成为沪上一所知名的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