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学校体育教学，最早是以体操的形式出现在新式学校和教会学校中。如张焕纶创设的梅溪书院，采用了新法教学，在学生中开展体操(即体育)活动。圣约翰书院于光绪九年(1883)，设兵式操为课外活动。光绪二十年至二十四年，上海三等公学、育材书塾（南洋中学前身）、经正女学等都相继将体操列为正课。

早于1896年王维泰先生创办育材书塾之时，已在当时刊印之《王氏育材书塾章程》中加入“体操说”一篇，阐述了中学生体操（体育）教育之重要性：“一人习之一身强，数人习之一家强，千人习之则一国强，将来学有成效，方见贵之重之，……然则今所谓体操者，乃尚文非尚武，乃教让非教争，乃我中学六艺之纲领，经曲之权舆也。但是由于育材书塾开办载王家祠堂“省园”中，校地狭小，体操课仅是“椅子操”“柔软操”而已，1900年王培孙接替校务以后，育材书塾改名南洋中学，并于1903年在小南门城边空地辟为操场，还和爱国学社联合在泥城桥畔举行运动会。

南洋中学足球运动之滥觞，是在1908年南洋中学搬迁至日晖港新址后，因校地宽阔，遂于校园中宿舍楼（称为老宿舍）前开辟足球场一个，1922年又在新造的宿舍楼（称为新宿舍）前开辟足球场一个。当时南洋中学学生中足球运动的开展已非常普遍，每个年级或班级都有自己的足球队，还互相进行比赛和参加和外校的球赛。现发现最早的足球赛照片是摄于1921年的南洋中学辛酉级学生足球队参加足球赛获得冠军的合影，其中的队员为：沈同德、黄鹤章、夏文藩、汤易、曾燮夔……等（均为辛酉级，即第十七届校友）。到了二十年代末，南洋中学学生中足球运动已相当发展，其影响扩展到社会。庚午级（1930级）校友诸耕福回忆说：“……母校体育事业也欣欣向荣，当时仅足球一项，便获得了上海市乙组足球冠军。记得当时教练员是后来成为东华足球队名将陈虞添，球员有韩振新、庞继舜、邓庭瑜、方根德（队长）、庄申生、钱祖滋、景凤飞、王仲山等（均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届校友），后来又来了二位誉满春申的东华足球名将万象华（第二十七届校友）、曹秋亭（届次不详）。”陈虞添、万象华、曹秋亭都是上海足球界的名人，他们能来南中执教，参战，足见南洋中学足球运动在当时上海足球界的地位。

三十年代上半期，是南洋中学的体育运动的全盛时期，每个年级学生都组织了各种各样的球队如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网球等等，有一种和正规足球有类似之处的“小足球”，搞得热火朝天。1934年，张邦纶从南洋模范中学转学到南洋中学，即参加到南洋中学的体育运动中，而且成为他所在的戊寅级各种体育团队的主将和积极分子。他对足球的兴趣就是在那时形成的。据张邦纶说，“当时南洋中学的足球运动开展得很热烈，但是场地很少，我们为了抢占场地进行早锻炼，竟有不少同学晚上干脆睡在足球场的球门边。由于场地不大，只能适合开展九人制的足球比赛，没有体育老师训练，指导，全靠同学们自发起来锻炼的。这时，另一位爱好足球的同学韩龙海从育材中学（南中的关联学校）转学到南洋中学来，于是班级中又多了一名足球队员”。后来，张邦纶和韩龙海都成为上海东华队的主力队员，张邦纶于1942年为东华足球队正选门将。由于他在比赛中勇猛沉着，反应灵敏，封球技术好，被誉为“远东钢门”。张邦纶每回忆到此，就要说：“这和在南洋中学打下的足球基础是分不开的”。

1937年，上海沦陷，南洋中学在龙华路的校址为日军所占，1938年2月，南洋中学租赁北京路盐业大楼五楼继续办学，直至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复校。虽然南洋中学的教学活动得以维持，但大楼中狭隘拥挤，没有可进行体育活动的场地，学生的足球运动当然也中止了。但当时南洋中学在汶林路的初中分部的学生还是有足球活动的，一张汶林路甲申级足球队的照片可以为证。

1946年，抗战胜利，南洋中学恢复了龙华路原校址，修复、添置了被损坏的教育设施，又开始了正常的教育活动。体育活动也逐步恢复，1947年，南洋中学师生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南洋中学复校运动会。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南洋中学学生的球类运动重点移向篮球，曾获得多次全市、区的冠军。十年动乱结束以后，南洋中学又逐步恢复了足球特色，而且得到飞跃发展，成果累累，成为上海市著名的足球传统项目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