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访南洋中学

民国教育界素有“南王北张”之说,“北张”指张伯苓,“南王”即指王培孙。

张伯苓，名寿春，字伯苓，出生于天津。著名爱国教育家，1904年创办私立敬业中学堂（天津市南开中学前身），1919年创办南开大学，西南联大的主要缔造者之一，醉心于教育50年。

王培孙，名植善，字培孙，出生于上海市嘉定县南翔镇。著名爱国教育家，1900年接办其叔父王维泰创办的育材书塾，育材书塾于1904年更名为南洋中学，从此任校长50余年。

据张伯苓年谱和南洋中学校史资料记载，张伯苓曾两次到访南洋中学。

一

张伯苓与王培孙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8、19世纪交替之际。那时中华民族处于日益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自鸦片战争以来，屡战屡败，赔银割地，丧权辱国。那时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空前的教育大变革时期，其间新学制建立，新学校逐渐取代旧科举，中国社会也随之开始发生巨变。

1889年，13岁的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希图强国。当张伯苓即将毕业要上舰实习时，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几乎全军覆没。后来他到残存的通济轮上实习，亲睹“国帜三易”，致使张伯苓“悲愤填胸，深受刺戟！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遂退役海军。

  1898年11月，受天津名绅严范孙先生之延聘，张伯苓就任严氏家馆英文、数理教习，天津新式教育在严馆悄然起步。严范孙，名修，字范孙，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学者，也是革新封建教育、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后来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被称为“南开校父”。五十四年后，张伯苓在其遗嘱中，提到：“1897年，余愤于帝国主义之侵略，因严范孙先生之启发，从事教育。”

1901年，25岁的张伯苓受天津绅士王奎章的邀请，至王馆教授西学。赵伯苓在严馆、王馆教学中的实践，正是其仿学西方新式教育的滥觞。后严、王两馆名声日隆，学生逐年增多，张伯苓深感力不从心，遂决定为扩大规模作准备。1903年，为学习国外教育制度，张伯苓乘暑假闲暇，考察日本教育。归国后,张伯苓对严范孙说:“吾今而后，乃知办学之事，非可以草率而为也。如普通学堂，所应改良处甚多。恨吾为局外人，不能干预其事，一试吾所见耳。”1904年5月张伯苓随严范孙再赴日本，考察教育行政，途经上海参观育材书塾（上海南洋中学前身）等校。

两位年轻人终因教育之救国志愿而首次相遇。

二

张伯苓到访南洋中学的整个过程，现在已无从知晓。据严范孙第二次东游日记载：1904年5月25日到沪后，两人当天即到四马路（即今福州路）开明书店访王荃士之令尊柳生，不遇后访培孙，培孙适他出，乃回寓。次日一早，王柳翁、培孙回访。晚赴王柳生叔侄宴约。同坐夏颂来（育材学监）、龚子英（育材教习）、张伯苓等七人，又培孙与荃士之弟子绍良陪同，主客凡十人。第三天两人至育材书塾。培孙导观各讲堂，两斋皆教英文，其一为历史之预备，黑板书“勾践何以能灭吴”云云。后培孙又导至大南门内务本女学塾，并导观各讲堂。出，过通前小学校，入观，即育材之预科。听唱歌，亦有《何日醒》一曲，而以《体操歌》为尤佳。出中道与培孙别。

上述记载字数虽不多，但一波三折的过程，表明严范孙和张伯苓对这次到访南洋中学的目的性是非常明确的。其原因有三：

一是源于育材书塾的章程和课程之影响。育材书塾在创办之初就有自己的章程。当时全国尚未有学校章程，《上海王氏育材书塾章程》借鉴了当时圣约翰书院（即圣约翰大学前身）的章程，一经问世，影响很大。浙江官书局即予以刊印，《新知报》也全文刊印，蔡元培日记中也有记载。早在1902年之前，王培孙就非常注重厘定课程的程度以及衔接国内外大学堂的课程，当时的课程已有国文、英文、日文、数学、历史、地理、格致、化学、动植物、生理学、地势学、体操等，可谓“中西并重”、学制有效、课程丰富，彰显学校科教救国的特色。

二是源于严范孙与王氏家族之交往。严范孙与王氏家族第九代中的王稚虹、王荃士实为旧识，常有书信来往。据大清德宗景皇帝（光绪朝三十一年）实录记载，严范孙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学部侍郎，掌管全国的教育，而王稚虹、王荃士两人，留学日本毕业回国后，清政府均赐予举人出身，以知县分省补用。两人留学日本期间，适逢严范孙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两王常去拜访。因王稚虹擅长工业，一次交谈中严范孙曾力劝其来津办工业。严范孙1902年9月22日第一次访日期间，因王荃士到访，始知育材书塾为其尊人所立。凡严范孙两次东渡日本途经沪期间，两王只要在沪，每日必访，迎送周到。

三是源于晚清上海四马路之开明书店。开明书店成立于1902年，是夏颂来、王柳生(王培孙之叔)与狄平子等友人合资开设的，由夏颂来为经理，王培孙管账并负责对外联络。开明书店在当时提倡新学，反对科举，以“广开风气，输布文明”相号召。据其当年的销售书目看，涉猎之广、品种之全，考虑到百年前的编辑加工和印刷技术水平，很是难得，没有一定时期的积累是无法企及的。在1906年《上海书业商会会员名录》中，该店排在第四位，次年又与图书集成局、申昌书局、点石斋书局合并,组成集成图书公司，夏颂来被聘为编辑长，可见其实力与影响。这也是严范孙每到上海必去开明书店的原因之一。

此行,让张伯苓感到“办新式学堂，培养强国人才，在上海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对张伯苓后来的办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尤其对严、张回津后改家馆为私立学堂有很大的影响。日本考察归国途中，严与张初步商定创办一所新式中学，同年10月张伯苓在合并严、王两馆的基础上，创办“敬业中学堂”。张伯苓任监督（即今之校长），并教授英文、算学、史地、体育诸科。这是张伯苓效仿欧美教育制度，创办的第一所新式中学。

三

1931年，南洋中学迎来了建校35周年纪念，同时也是掌校30年的王培孙校长60寿辰。纪念活动前夕，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应邀再次造访南洋中学。这一年学校刚刚建成了“沪上各中学所仅见”的科学馆，与建于1926年的以古籍汉典而称誉沪上的南中图书馆交相辉映。至此，学校先后建成学生宿舍、大操场、图书馆、实验室、实习工场和科学馆等，为上海中等学校之冠。聘请的教师有当时的上海教育会长王引才、大同大学校长胡敦复、教授邵家麟、英文版《大陆报》主笔叶上之等学者名流。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学校为兼顾学生升学与就业并举之策，对高三的课程实行“分科制”。此重大变革让学生可凭“个性所近”，自行选择必修课和选修课，以趋长避短。1931年，校董钱永铭称“‘分科制’实行以来，广受赞誉，学者评价也很高”。当时南洋中学以学制健全、设备完善、师资力量雄厚和教学质量优良而闻名沪上。

张伯苓在参观了学校的校园和教学后，对时任校长王培孙说：“现在南洋公学已改名交通大学，你办学校很有成绩，我在北方办了个南开大学，你就在南方也办个南洋大学吧。”王培孙回答说：“我才疏学浅，办一所好的中学还有把握，办一所好的大学没有把握。我宁可当一个办得较好的中学校长，不愿当一个办得不好的大学校长。”张伯苓听后感概万分，遂为南洋中学三十五周年纪念册题词:“精神缔造,卅五经年,中学之冠,蔚起英贤。”

当年南洋中学有三十多年的卓越成绩，要升格为一所大学，并非是一件十分为难的事。但是王培孙校长抱定宗旨，始终把中等学校的定位保持好，坚持“独立务实”的治校精神，几十年如一日，未有丝毫改变，也决不轻易扩充班次和班额，凡事照着既定的办学章程和规范踏实去做，使南洋中学之名始终与中学连接，尽有改大之可能而不屑改。其结果就是办学者能够精神贯注，读书者能够切实用功，而学术和功课自然成绩优良，这是王培孙校长办学的“自主求实”精神，也是南洋中学值得传承的精神。

参考文献：商务印书馆《为国桢干—上海市南洋中学120年（1896—2016）》；梁吉生、张兰普《张伯苓画传》；张伯苓《张伯苓自述》；周传授的博客之《中国兴亡梦》作者侠民的史料；严修《严修东游日记》；清内府实录馆《大清德宗景皇帝(光绪朝)实录卷之五百四十四》；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发行研究》2016年第4期；公奴等《金陵卖书记及其他》

编者按：本文载于《毋忘风雨---上海南洋中学人与事》P21-P25；2018年3月7日人民网上海频道《史海钩沉：张伯苓访南洋中学》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