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钱”父辈与南洋中学

中国“三钱”是中国航天之父（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

1956年，党中央提出制定1956年—1967年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三人一起参与。据说，“三钱”的称谓就在此时由毛泽东主席提出。规划中确定了56项科研项目，“三钱”建议确定其中的原子能、导弹、电子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通信和自动化技术六项为紧急项目。当年不少科学家以国力不足为由，强烈反对此建议。最后，周恩来总理拍板说：“‘三钱’的建议是对的，我们国家需要这个。就这样，“三钱”的建议确立了年轻的共和国自主创新发展高端科学技术的基础。“三钱”的称谓也由此传播开来。

上海市南洋中学是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新式中学，以科技教学为长，爱国荣校是最为突出的办学传统，在科教救国中而生，在科技兴国中成长。培养了23位中外院士、40余位知名高校的校长和一大批各界精英。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和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都曾经在南洋中学就读过。钱伟长父辈和南洋中学的渊源则比较间接，其父钱声一（钱挚）去世早，少年钱伟长便跟随为其命名的叔父钱穆（著名国学大师、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之父）就读，而对少年钱穆影响巨大、甚至改变其人生观的启蒙老师是其同族钱伯圭（中国科学院首届院士钱临照、钱令希之父）。据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记载，钱伯圭曾就读南洋公学中院，其任课教师中便有后来长期任南洋中学校长的王培孙。师生两人同为同盟会员，思想激进、同情革命。本文重点介绍钱均夫和钱玄同两人。

话说南洋中学创办于1896年，当时校名为“王氏育材书塾”。自创办初期，校长王维泰就明示了“屏时文、讲实学，兼习外国语言文字，为他日出力救国张本”的育人主张和“俟诸生学有成效，选择高才咨送国家”的办学目的。章程完整，浙江官府予以刊印，加以推广。《知新报》也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第二十九期、三十期全文刊登。章程明示了学校创办的背景、概况、学制、师资、教学特色、目标，师生在校需遵守的规定等；还专列一节“体操说”，强调强健体魄的重要性；详细列出了“英文课程表”和“经馆课程表”，以强调中西学并举“半日中学、半日西学”，分为经史、词章、掌故、算学、化学、英文诸科。当然，章程对如何招考也做了规定，并在报纸上广而告之。1901年，学校更名为“育材学堂”，学堂内设国文、英文、算学、历史、地理、化学、卫生、体操、日文等课。1904年，就任四年后的校长王培孙（南洋公学师范班首批学生）饮水思源、不忘师恩，并报两江总督府备案，改校名为南洋中学，同时先后聘请了王引才、夏颂来、陈景韩、马君武等一大批名师任教，学生毕业留学人员众多，“俭朴、好学、自主、求实”的校训延续至今。据当时记载，1899年王荃士等5名学生赴日留学，1903年王弼等5名毕业生赴美留学，1910年考取第二批庚款70人赴美留学生中曾经在南洋中学就读过的居然高达11人之多。学成之后，均能归国“出力救国张本”。钱均夫、钱玄同也不例外，并深深影响了他们的下一代。

钱均夫（1880—1969）名家治，教育家。幼年就得到了家庭良好的教育，六岁入蒙馆，15岁入杭州正蒙义塾，打下良好的国学基础。1898年，18岁的钱均夫来到上海，就读于王氏育材书塾。隔年，考上杭州求是学院（浙江大学前身）。1904年，受岳父资助钱均夫东渡日本求学。1910年回国，在上海成立“劝学堂”，教授热血青年，投身民主革命。两次出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现杭州高级中学）校长，在北京在教育部任职多年后曾回杭州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1956年被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任命为中央文史馆员。著有《逻辑学》、《地学通论》、《外国地志》、《西洋历史》等。钱学森后来常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他曾亲笔写下在他的一生中给予他深刻影响的人，总共17位，第一位便是“父亲钱家治——写文言文”。1935年8月，钱学森赴美求学。钱均夫郑重塞到儿子手里一张纸，转身离去。钱学森打开纸条：“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这一留言，对钱学森此后人生影响深远。

钱玄同（1887－1939）字德潜，又号疑古、逸谷，著名现代思想家、文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自幼体弱、家教甚严，4岁启蒙；11岁已精读五经与《史记》，曾当众一字不漏地背诵《史记》篇章，获“神童”美誉；1905年春，同样18岁的钱玄同也考入南洋中学就读。在这里，学校向他打开了一扇的神奇窗户。他开始接触到了古文经学家、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等人著作；开始阅读外文原著，学术眼界大开。近代史专家熊月之曾写到“胡适自1904年从安徽到上海求学，在上海呆了六年……胡适自称，在上海的这六年，是他一生的第二段落。他在这里初步接触新学，接受了进化论，思想上起了激烈的变动，开始了白话文写作，由一个乡巴佬变成了新青年。没有上海这一段，胡适不可能出国留学，也不可能有日后那番成就。钱玄同与刘半农，也是在上海接受了新思想，开始了白话文训练。钱玄同1904年在上海参与创办、编辑《湖州白话报》，1905年在上海南洋中学学习”。在钱玄同自编的年谱中有“八月二十七日，学堂中因孔诞演剧，予不赞成，致召全体学生之反对，人人要殴我”。其时的他已经开始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自主个性，再不是那个只会一字不漏背名篇的孩子了。自主、疑古的脚步自此走起来，就再也没有停止过。一年后，钱玄同考上浙江省官派赴日留学生。归国后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五四”时期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文字改革。1999年人民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钱玄同文集》共六卷，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国学研究、语言学和音韵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钱玄同一直鼓励儿子钱三强要有主见、为国出力，支持初中的儿子将“秉穹”改为“三强”（寓意身体强壮，德、智、体都进步）；题赠就读大学的儿子“从牛到爱”四个字，鼓励儿子要有牛劲，要学习牛顿和爱因斯坦(而钱三强把这四个字当作座右铭，终生挂在室内举目可及的地方则是后话)；得知出国留学的儿子师承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写信道：“你有了很好的指导老师，要努力攀登科学高峰，振兴中华！” 后来，旅居法国的钱三强给第一个孩子取名祖玄，既有坚决回归祖国、报效祖国之意，更有纪念父亲之情。父子情深溢于言表！ 

参考文献：河北教育出版社《中国三钱》；学林出版社《钱玄同印象》；四川人民出版社《钱学森的情感世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钱三强的故事》

编者按：本文载于《毋忘风雨---上海南洋中学人与事》P199-P202；2018年4月4日人民网上海频道发布； 2018年9月19日《党史信息报》6版和2018年3月5日《徐汇报》08版登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