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也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青少年的正义感，把日寇从祖国大地上赶出去，使我不断思考着，探索着：解放祖国的道路到底在哪里？

第一，我自觉地在放学后及假日参加了在慈淑大楼（现东方大楼）中的精武体育会，习武打拳，增强体力，以便有朝一日有能力与体力，与日寇拼搏，把它消灭掉。

第二，我也自觉地阅读有关进步书籍，如巴金的《家、春、秋》（当时不知巴老也是交友）、鲁迅的文集等，以及苏联文艺等等，使思想认识上不断得到启发，寻找出路。同时我也关心时事形势。我在黑暗寻找光明。

可喜的是我这些思想情绪、言论举止被南洋中学地下党林义萍同志觉察了。他就常来与我接近聊天，渐渐地我们愈来愈亲密了，以至互访家庭，许多问题更深入地讨论、交谈了。我经常地表示出抗日的思想与意愿。他也有同样的表示。于是，我们俩成了莫逆之交。

1945年春，正是高中下学期开始不久。林义萍告诉我，他了解到苏北有抗日根据地，有共产党、新四军抗击日寇，要把日寇赶出祖国大门，或把它就地消灭。他想去，问我也是否一起去。我一听正中下怀，满心喜欢。我就一口答应愿意一起去苏北根据地。然后他告诉我如何写申请书，并要用“米汤水”写。我放学回家后，就一一按照他的指点，用“米汤水”写好申请书。第二天，就交给了他。在等待回音的日子里，我是满心高兴，又是心焦，期盼早日得到回音。同时一心盘算着如何拿些随身衣服，如何跟着去苏北抗日根据地过着新的激烈的抗日生活。

45年5月底6月初，林义萍告诉我，我已被批准参加中共地下党了，我的心一下子兴奋得又从喉咙里跳出来。我高兴极了，急着问何时一起去苏北抗日根据地。可林义萍说，你不要急。现在苏北的路，一时不好走，要我们还是留在上海工作。我的心本来早已飞向苏北根据地，这一下子我的满腔热情似被当头泼下了一盆冷水，我的热心一下子冷了半截。但我有什么办法呢！！听说留在上海工作，我不知道怎么搞工作，搞什么工作，我就只有把眼睛盯着林义萍，看他怎么讲法。他说等几天有中共地下党员来我家与我联系，并会告诉我如何工作的，同时告诉我这一同志是大学生模样，个子状况及联络暗号（其实这时林义萍早已是共产党员了，但好象与我一样，实际是为了保密及安全起见）。

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果然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同志用联络暗号来到我家。他进一步了解我家的情况，以及我要求抗日的思想愿望。最后他说，上海也需要同志搞地下工作。我们共产党员是抗日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要团结更多同学来一起抗日，以后建设祖国，我们党员肩负着重担。要我首先继续读好书，这在同学中才有威信，好更多团结联系群众。我听我们党员是先锋队，是优秀分子，这从来没有听说过。现在听了受到万分鼓舞与激励，好象觉得自己高大了许多，更愿负担起重任。他并告诉我以后交谈时，日寇用“J”代替，国民党用“KMT”，共产党用“CP”等暗语。这第一次谈话使我感自豪又促进我更自觉地去念好书。不久，在约定的日子里，他又来我家，让我宣了誓。从此，我的政治生命诞生了，我的政治活动也开始了。

过了一段时期，日寇投降，我们抗日战争彻底胜利。为了扩大党在学生中的影响，地下党批示我读完高二，转移到其它学校去做团结同学工作。高三，我就到了桃坞中学（圣约翰大学在苏州的附属小学，其时在上海）。

南洋中学，我的母校，是我政治生命的诞生地。从此，我与母校的感情是深深地、浓浓地、甜甜地融合在一起，绝不能分离。明年2006年，高龄80为庆祝母校110周年，我愿尽绵力不断为母校作出贡献。